康金道第一次见到海，是在他六岁那年。奶奶温顺治牵着他的手，从东坑村走到忠门半岛的尽头。海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他眯着眼，看着那一望无际的、灰蓝色的水面，问奶奶：“阿嬷，海的对面是什么？”
温顺治沉默了很久，说：“是敌人。”
那一年是1926年。他的祖母刚刚把自家的老宅变成地下党的联络站。他还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他记住了那片海，记住了奶奶说“敌人”时的语气。
他读过书。在那个年代，高中毕业是件稀罕事。他小时候参加过儿童团和共青团，革命的种子很早就种下了。奶奶温顺治常对家里人说：“金道这孩子，肚子里有墨水，心里有主意。”
很多年以后，他会成为那片海的主人。
康金道有多个名字。
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康梅给他取名“康金道”。因为莆仙话中“道”和“兆”同音，很多同志也称他“康金兆”。1937年，康金道受黄国璋、苏华派遣，潜伏在长乐县警卫队中工作，被委任为伪警卫队队长。为了便于掩护，化名林挺——对外便称是林汝楠的本家亲戚。
1940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忠门王厝村对抗日自卫军发动围剿。突围后，康金道随队伍转移到平海湾，随后编入长乐县中共特委警卫队。在刘润世同志的领导下，这支莆田队伍士气高昂，曾在玉田琅尾港伏击日本侵略者，炸沉日寇快艇一艘，击毙日本马营守备司令中岛、中佑和分队长村野。
那一仗打完，康金道蹲在岸边，看着快艇的残骸在火光中慢慢沉进水里。他的脸上没有笑。战友们围着火堆庆祝，他一个人走开了，站在礁石上望着海。有人问他看什么，他没说话。
他在数——数还有多少敌人在这片海上。也在数，自己还能打多少仗。
然而1941年7月，日寇退出福州后，国民党军队却以收复失地为名，实施反共政策，蓄意制造“江田事件”，企图解散抗日游击队。
1942年4月，闽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派遣康金道、张伯庭等人带领六十多位游击队员，潜入驻在乌丘屿的伪“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大队张天真部中。
特委的同志找到康金道的那天晚上，是个下雨夜。雨不大，细密得像筛面粉，打在海面上无声无息。乌丘屿的礁石黑黢黢的，只有营房里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
“金道，”同志看着他的眼睛，把声音压得很低，“组织需要你潜入伪军。穿上他们的军装，扛上他们的枪——但心里装的，是我们的事。”
康金道没有说话。他听着雨声，听着远处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什么时候走？”
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壮语。就像他后来做的每一件事——上船劫粮、截油、打伏击——都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他脱下游击队的粗布衫，换上了伪军的黄皮。那身皮穿上的第一天，他在镜子前面站了很久。镜子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从那天起，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张国强。“国强”，寓意“国家强盛”。他成了伪军第二大队张天真部的特务队队长。而在游击队同志口中，他有了另一个名字——康国强。“国强”是化名，“康”是本姓。同志们在私下里叫他康国强的时候，是在说：你穿着敌人的皮，但你永远是康家的儿郎。
这支所谓的“福建和平救国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以福建沿海海匪和闽中惯匪拼凑起来的伪军。它一面充当日军鹰犬，祸国殃民；一面又勾结军统特务，横行忠门半岛，成为投靠日伪和军统双重性质的汉奸队伍。
1943年4月，莆田游击队与先期打入伪军第二大队的平潭队、福清队合并，整编为该大队的第二中队，队员有一百五十七人，其中东坑康金水、康金泉、康土墩也在该队伍中。康国强任中队长，杨杞松任指导员，林得利任党支部书记。
潜伏的日子是漫长的。
康国强学会了伪军的一切——喝酒划拳、骂娘赌钱、见了日本军官要弯腰。他学会喝最烈的番薯酒，学会在牌桌上把大洋拍得砰砰响，学会在日本人经过的时候低头哈腰，脸上堆出那种恰到好处的谄媚。有时候半夜醒来，他会闻到自己身上的酒气和烟味，然后翻个身，睁着眼睛等天亮。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那种痞里痞气的笑，让人看不出真假。
只有夜里，一个人躺在床板上的时候，他会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件粗布衫——那是他从游击队带出来的唯一物件。他不穿，只是摸一摸。布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上面还留着海水的咸味和硝烟的气息。
这些年，他在刀尖上走。每一次送情报，每一次往组织运物资，每一次在敌人面前装傻充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但他从来没说过一个“怕”字。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子大，是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有个奶奶。
温顺治这辈子从来没怕过。敌人来烧房子，她不跑；儿子被抓进死牢，她借债、卖地、求人也要救。她在灶前坐了一夜又一夜，等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一个女人，一辈子，就把一件事做到了底——那团火，不能熄。康金道觉得自己更没有资格怕。
潜伏期间，福建省委机关出现了经费困难。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指令黄国璋及时筹款，黄国璋又将这一任务交给康国强去完成。
1943年2月，康国强率队在塘屿海面歼灭了伪军郑德民部一个分队，缴获短枪二十多支。同年8月，他又率部在鸬鹚岛截击了一艘大型日伪军运输船，缴获价值三百多万元的枪支、布匹等大量物资。这些物资通过海陆交通员转运到内地变卖，全部充作省委、特委机关的活动经费。
在陆上，康国强同样活跃。1942年底至1943年初，他两次率队袭击莆田前沁盐场的国民党顽军，缴获步枪六十多支、轻机枪一挺、手榴弹数百枚。
每一次行动，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跳得好，活着回来。他没有想过跳不好会怎样。
在乌丘屿驻守期间，有一天早晨，驻守在航灯塔的日寇强行抢夺第二中队买的鱼，双方发生冲突。康国强上前劝解，反被日军无理殴打。
他挨了打，没有还手。他擦掉嘴角的血，低头哈腰地退开，脸上还挂着那种痞里痞气的笑。
但那天晚上，他在营房里坐了一夜。身边的队员们围着他，没有人说话。他的眼睛在昏黄的油灯下亮得惊人。
这件事连伪军大队长张天真都对日军的野蛮行为感到恼火。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一事件，在伪军中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引起了较大反响。此后，他组织海上游击队员利用摇舢舨为日本军舰运人载货的机会，故意把船摇翻，溺死了多名不会游泳的日兵。
“淹死了8个！”康国强听到最终战报的时候，正在吃饭。他放下碗，没有说话，只是嘴角动了一下。
那是他在那段时间里，唯一一次真正笑过。
1945年3月，乌丘海面。
一艘满载三百多桶汽油的日军运输船缓缓驶过，每桶五十三加仑。铁桶在甲板上堆得像一座小山，在太阳底下闪着刺眼的光。
战士陈天连站在船舷边，手心里全是汗。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康国强。康国强微微点了点头。
陈天连的手碰上了那个自动装卸开关。
三百多桶汽油，一桶接一桶，沉闷地滚入海中。海水溅起巨大的浪花，铁桶在海面上互相碰撞，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船上的日本兵慌作一团，有人吹哨，有人拔枪，甲板上乱成一片。
陈天连低着头走开，手心还在抖。
等日本运输船离开后，康国强站在岸边，举着望远镜望着那片海。海面上浮着密密麻麻的铁桶，在夕阳下闪着暗沉的光。他放下望远镜，忽然笑了。
“捞。”
那一夜，他组织当地可靠群众，划着舢板出海，把汽油桶一只只打捞上来——每一只都沉甸甸的，每一只都是给省委的经费。通过各种渠道变卖后，全部上缴省委机关充作抗日经费。
类似的“海上劫粮”、“海上截油”的事，他干了很多次。每一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他带领队员在乌丘屿、黄瓜岛、鸬鹚岛、湄洲岛建立了隐蔽基地，控制了平潭以南至惠安崇武一带的大片海域，成为闽中海上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5年初，黄国璋、林汝楠、叶良运率领游击队一百八十多人到南日岛开展工作，进驻南日岩下一带。3月，福建省国民党保安团获悉后，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登岛围剿，双方展开激战。康国强闻讯后立即率队支援，击退了保安团的猛烈进攻，击毙敌人二十多人，掩护黄国璋所率游击队安全撤离南日岛，顺利返回长乐根据地。
那一仗打完之后，黄国璋在撤离前回头看了他一眼。两个人没有说话。有些话不用说。
但这一仗，也让康国强的身份彻底暴露。
1945年6月初，日军刚从闽中沿海撤退。伪“福建和平救国军”急于向国民党“易帜反正”。军统局秉承蒋介石旨意，通知伪军总司令张逸舟作好“易帜反正”准备，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福建先遣军”。张逸舟摇身一变成为先遣军司令。
中共华中局得到情报后，通知福建省委立即安排“闽中海上游击队”人员迅速撤离。5月21日，福建省委在长乐南阳村召开紧急会议，专门部署安全撤退事宜，并派员下海催促。但这项工作未能赶在伪军“易帜反正”之前完成。
6月初。张逸舟以调防为由，命令伪军全部从湄洲岛移驻忠门东吴村。事前与伪军司令密谋串通的国民党省保安第一团团长胡季宽率部三百余人，于6月2日兵分三路驻扎忠门塔林一带，配合其他伪军对康国强部形成包围之势。
康国强站在东吴村的营房前，看着远处的山头上出现了国民党的旗帜。他没有说话，只是转身走进了屋里。
屋里坐着他的几个老兄弟。他们看着他，没有人开口。
康国强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碗水。水是凉的，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是在品茶。然后他放下碗，忽然说了一句话。
“如果我回不去了，告诉我阿嬷——我对不住她。”
几个老兄弟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康国强没有看他们。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天。天快黑了。
6月7日凌晨。伪军第一路军指挥部突然以“开会”为名，将康国强诱捕。他没有反抗，穿着那身伪军的黄皮，被押到了东吴村海边的一座石塔脚下。
海风很大，和很多年前他在忠门半岛的尽头感受到的一样。他想起了奶奶，想起了温顺治灶台上那团火。想起了那个问题：“海的对面是什么？”
伪军宣读了他的“罪状”：通匪，私自枪杀士兵。
康国强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两条“罪状”，是他这三年里最光荣的事情。
枪响了。
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六枪。
他倒在海边的滩涂上。血从他的身体里流出来，渗进了东吴村的沙土。牺牲前，他喊了一句话。
那句话被海风吹得很远，吹过了忠门半岛，吹过了东坑村的老宅，吹过了温顺治的灶台。
“告诉同志们，海上的红旗不能倒！”
康国强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五岁。
六岁那年，奶奶告诉他，海的对面是敌人。十九年后，他用自己的一生，把那片海变成了红旗飘扬的地方。
东吴事变后，国民党保安团团长胡季宽肆意围剿、捕杀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1945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十一），胡季宽率兵包围了东坑村，全村被捕群众达六十三人。康全也在被捕之列。他是康梅的胞弟，温顺治的小儿子，康金道的亲叔叔。1940年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在莆田沿海担任地下党联络员，为游击队掩护干部、筹措物资。
侄儿牺牲的时候他没有哭，当时他对身边的人说：“金道走了，我还在。”可是现在，是他自己了……
他被押往审讯室，敌人要他说出地下党的全部名单。康全一个字都没有说。鞭子抽在身上，他不说。烙铁烫在皮肉上，他不说。指甲被一根根拔掉，他还是不说。
十二天后，1945年7月2日（农历五月廿三），莆田城，东岩山。敌人把他押到山顶，挖了一个坑，然后，把他推了进去。
一铲土，又一铲土。康全的嘴巴被堵住了，说不出话，但他的眼睛一直睁着，看着天空。
他一生没有留下遗言。但每一个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沉默，是他对这个世界说过的最响亮的誓言。
一个月之内，叔侄二人相继离世。东坑村的老宅里，温顺治坐在灶前，灶火映着她满头的白发。过了很久，她站起身，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金道说的那句话，你们都听见了。”她的声音很轻，“海上的红旗不能倒。咱们活着的人，得把旗扛下去。”
灶膛里的火，噼啪地响着。那是1945年夏天。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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