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梅第一次知道“革命”这个词，是在1926年。
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月塘乡月埔村的吴承斌从哲理中学回到家乡，在月埔、东坑、霞塘、后张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吴承斌是陈国柱介绍入党的，一双眼睛又亮又沉，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拳头抵在桌面上，一字一顿。康梅在母亲安福嫂的支持下，带着同村青年康龙章等人加入了农会的队伍。
那几年，吴承斌和陈兆芳领导的农会，在莆田沿海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他们捣毁笏石、坂尾、北高、黄石的粮仓，开仓放粮，惩处恶霸，发动农民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康梅跟着队伍四处奔走，第一次看见了穷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但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2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康梅委派康龙章去坂尾村参加工农自卫队骨干会议。会后返回东坑村的途中，康龙章被反动派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十九岁。
康梅连夜赶回东坑村，跪在母亲面前，把康龙章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母亲。安福嫂坐在灶前，灶火映着她的脸。她没有哭，只是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说：“龙章的命，记下了。”
1930年6月，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康梅接受上级指示，策反驻忠门东蔡村的国民党自卫团队长何辉山。何辉山是砺山村人，和康梅相识多年。
康梅只身前往东蔡村。那天天黑得很早，他敲开何辉山的房门，两个人在一盏油灯下谈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分，何辉山站起来，把桌上的手枪别回腰间，说：“康梅兄，我跟你走。”
当天，何辉山率部三十多人携枪起义。这支队伍与忠门工农自卫队在莆禧仙公庙合编，成立了沿海人民游击队，陈兆芳任队长，吴承斌任副队长，武装队伍扩大到一百多人。同年8月，这支队伍经江口到澳柄，改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23军207团。
然而，胜利的曙光转瞬即逝。1930年9月12日，吴承斌率领一支小分队秘密回到月埔村反霸扩军，因行踪暴露，国民党驻军林寿国派兵包围了月埔村。吴承斌在突围中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二岁。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笏石南埔头示众，遗体被肢解为四块，抛入西园村海域漂流。
吴承斌牺牲后，莆田忠门沿海的地下革命浪潮跌入了低谷。
就在这时候，闽中党组织决定将沿海革命主要据点秘密转移到东坑村。东坑村地处偏僻，村后两座小山像沙发椅的靠手垫把村子托在中间，村前一座小山丘挡住了外界的视野，从远处眺望，像一只大簸箕——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
王于洁来了，苏华来了，陈建新、黄国璋、潘涛也来了。康梅的家，成了忠门重要的交通联络站。地下党的领导人和游击队员常驻在这里，生活费用全部由康梅一家供给。
1932年，安福嫂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那天晚上，她把两个儿子（康梅和康全）叫到跟前。灶火映着她苍老的脸，她的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两个儿子的心里。
“从今天起，咱家就没有退路了。”
康梅点点头。康全跪了下去。
同年，康梅的大儿子康金水参加了游击队。
1934年4月，康梅在革命斗争中表现突出，由陈建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党的还有同村的康乌戈、秦柏。
1935年5月，中共莆田县委机关遭受国民党宪兵破坏后，迁驻东坑村康梅家中。从那天起，康梅和弟弟康全负责各地的联络工作。他们的足迹遍布忠门半岛，顶风冒雨，忍饥挨饿，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
那些年，康梅最常做的事，是跟着队伍去开仓放粮。
193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康梅跟着黄国璋、陈建新的队伍摸黑赶到了东郭。粮仓的围墙很高，墙头嵌着碎玻璃，门板用铁皮包着。他们用粗麻绳套住门环，十几个人一齐发力，闷响一声，门被拽开了。粮食堆成小山，全是稻谷。康梅抓起一把，谷粒从指缝间漏下去。他想起了村里那些饿得浮肿的孩子。
“能拿多少拿多少，”黄国璋压低声音，“天亮前必须撤。”还是个半大少年的黄国璋已经学会了指挥队伍。
那一夜，他们运走了三百多担粮食。此后的几年里，康梅又跟着队伍先后打开了西洪、魏厝、东津等地的粮仓。每一次都是天黑动手，天亮前撤进山里。两千多担粮食，一粒都没有进过康家的锅，全部救济了贫民。
康梅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饿着肚子的人，得先吃饱。
1937年2月，闽中特委五位领导人在福州被捕，同年6月英勇就义，闽中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暂时中断。特委决定派黄国璋赴香港寻找“南委”汇报工作。
一天傍晚，黄国璋只身来到东坑村康梅家。他穿着一件旧长衫，脸色发黄，显然好些天没有睡好了。
康梅把他让进堂屋，安福嫂端上两碗红薯粥。黄国璋低头喝了一口，说：“康梅兄，我需要一条船，今晚就走。”
康梅没有多问。他放下碗，出了门。半夜的时候，他领回来一个船工，是忠门沿海的老渔民，信得过。康梅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块大洋，塞给船工，又把自己的一件旧夹衣披在黄国璋身上。
“走吧，”他说，“等你的消息。”
黄国璋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然后他跟着船工，消失在夜色里。
他先乘小船到晋江塔头村，再转轮船经厦门抵达香港，终于找到了“南委”领导人。6月中旬，他带着“南委”的重要指示回到莆永边区，制定了国共合作、联蒋抗日的具体方案。
1938年8月，中共莆田忠门沿海特别支部委员会在东坑村康梅家成立，陈文太任特支委书记。当时陈文太的家人被国民党围捕，全部躲避到康梅家中。他们在院子里支起石磨，以磨豆腐为生。安福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帮着泡豆子、滤豆浆。那段时间，康家的灶台上除了红薯粥，还多了一锅热腾腾的豆腐脑，给来来往往的同志们垫肚子。
至同年9月，忠门共发展了六个基层村党支部，康梅担任东坑村党支部书记。
1938年10月，莆田国民政府在康梅家中成立了东坑乡农会。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书记林剑华亲自来到康家，坐在堂屋里，把一纸委任状放在八仙桌上。
“康梅兄，”林剑华将委任状推到他面前，“上面有令，要成立东坑乡农会，动员百姓抗日。这个会长，你来当。你的摊子不只是东坑——整个忠门半岛的农会工作，都归你管。整个半岛的事，你扛得起来吗？”
康梅看了一眼那张纸，没有伸手。“林先生，我当可以。但我当这个会长，不是为了国民党。”
林剑华笑了笑，把委任状往前推了推：“我知道。你为了谁，我不问。只要农会能办起来就行。”
农会成立那天，张伯庭、陈文太主持仪式，会员达到四百多人。康梅以此为契机，掩护大批地下党领导人，并从农会中吸收优秀青年（郑新辉、康高等人）送到抗日前线。
康梅不仅把家变成了革命的堡垒，还时常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购买枪支弹药，捐献给抗日前线。那些年，他捐出了多少大洋，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安福嫂从不问钱去了哪里，只是在灶前多添了几把柴，把粥熬得更稀一些。
然而，表面的合作之下暗流涌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福建政局随之逆转。国民党莆田当局秉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旨意，将矛头指向了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众组织。
1940年7月17日，国民党顽固派出兵围攻王厝村抗日办事处。抗日自卫团猝不及防，团部仅有二十多人，激战近一个小时后被迫突围。王厝村王宗和王梭家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抗日办事处和自卫团团部的房屋被焚烧为平地。
第二天，7月18日，敌人获悉康梅家隐藏了一批共产党骨干，命令驻月埔村的顽军出兵围剿。
那天清早，康梅正在院子里劈柴。安福嫂从灶房里探出头，忽然喊了一声：“快走！”
康梅抬头，看见村口扬起一片尘土。他扔下斧头，翻过邻居康乌水家的后墙，从乱草中钻进了山。安福嫂站在门口，看着士兵冲进院子，脸上没有一丝慌张。
顽军冲进康家，看见人去楼空，便疯狂掠夺财物。他们锯断了堂屋的两根柱子，放火把堂屋烧了，八仙桌等家具都付之一炬。一个士兵拎着油桶，往整栋房屋的柱子和房梁上泼了汽油，正要划火柴点火——突然有人从门外冲进来，大喊一声：“住手！林书记长有令，撤兵！”
火没有点着。
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已通过林剑华的儿子林文豪，要求其父对康梅家的农会会址予以保护。林剑华那一纸撤兵令，保住了康家的老宅。
但康梅没有逃过这一劫。不久，他被伪区长郑天筹捕去，关押了六天。敌人用尽酷刑，要他供出游击队的下落。康梅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吐。安福嫂心急如焚，四处奔走，最后托了国民党保长郑景星出面担保，才把康梅从牢里救了出来。
这次围剿之后，康家陷入了漫长的逃亡。康梅的六儿子康金明才六岁，受惊过度病死了。在随后两年的逃亡中，康梅的妻子许阿秀、儿媳唐亚错、三儿子康金通相继病死。康家的二十多亩田地开始荒废，幸存的家人不敢回家耕种。
忠门后张村的游击队员郑文达看在眼里，悄悄地带领一批革命群众，明里暗里帮助康梅家春耕秋收。在康家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洒下了他们辛劳的汗水。
1944年10月，日本侵略者第二次侵占福州。国民党军队如丧家之犬，溜之大吉，大片河山沦入敌手。中共福建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为了充实抗日武装，省委决定对国顽军采取一系列的夺枪行动。
同年12月26日凌晨，黄国璋、左丰美、康金树率领的闽北游击队伍秘密来到康梅家中。安福嫂带着养孙女后庄妹、孙女康养治等一家妇女老幼连夜做饭，热情款待战士们。灶膛里的火从傍晚一直烧到天亮，红薯粥添了一锅又一锅。
饭后，队伍从东坑村集中出发，由康梅带路。闽北游击队领导人左丰美率队负责攻打双告山国民党保安队。激战中，击毙国民党保安排长一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十六支。与此同时，由郑文达率领的忠门游击队员几十人（东坑村的康金水、康金祥、康远通、康亚细、秦坤等都在其中）配合黄国璋、康金树率领的闽中部队攻打西园镇公所。
西园镇公所堡垒坚固，游击队伍久攻不下。左丰美又派一个加强班过来支援，终于攻破大门。战士们冲进去，焚烧了田赋籍册，开仓济贫。
这一仗，缴获长短枪六十余支，其中轻机枪一挺，击毙保安分队长和乡队副各一人、警士四人。
消息传开，忠门半岛的百姓奔走相告。游击队的威名，响彻了闽中沿海。
那一夜，康家老幼无人入眠。安福嫂站在灶前，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手里不停地添着柴。天亮时分，队伍凯旋，她把热了一夜的粥一碗碗端到战士们面前。
康梅把缴获的轻机枪靠在门后，然后走到灶台边，蹲下来添了一把柴。安福嫂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锅里剩下的粥盛出一碗递给他。
1945年2月，黄国璋、林汝楠等同志在福清高山市战斗后渡海回莆，队伍驻扎在康梅家中。一家人殷勤招待。不料，他们所带的两船物资（主要是花生饼）在忠门洋埭村近海搁浅。货物被当地群众哄抢，事情败露。当地伪保长向国民党笏石警察所告密，所长陈跃立即带兵围捕。
康梅被捕入狱，关押了十八天。敌人勒索大米三十九担和驳壳枪一支。安福嫂为了筹足赎金，倾尽家资，又卖掉自家土地三亩五分，部分钱财由何辉山赞助。后经下坂村张国华校长出面担保，康梅才得以出狱。
这是康梅第三次入狱。每一次，安福嫂都在灶前坐一整夜，天亮后出门求人、借钱、卖地。她的手越来越粗糙，她的背越来越佝偻，但她的眼睛从来没有湿过。
康梅回到东坑村那天，老宅的柱子还是歪的，堂屋的梁上还有汽油干涸后的痕迹。安福嫂正蹲在灶前添柴。她抬起头，看见儿子站在门口，没有哭。她只是站起身，从锅里盛出一碗红薯粥，递过去。
“趁热吃了。吃饱了，才有力气。”
康梅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眶发红。
灶膛里的火，还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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