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风雨康家老前辈 ( 6 )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了吴起镇,紧跟着一场割尾巴战斗,把尾随的国民党军打了个大败而逃。当时我的父亲和公爹,都是支前的担架队成员。他们从前线抬回了许多的伤病员,都分散在洛河川和杨青川老百姓的家里养伤。

过去,我常听母亲讲,当时我们家接回一名红军伤员。母亲看见伤员伤势过重,很心疼,每天每顿都做偏吃。开始小伤员不肯吃,说他们是红军,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不能吃小锅饭。父母亲对他说,小同志,你吃吧,军民都是一家人,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你们红军的战斗胜利,哪有我们老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呢。因此,这是我们应做的。大哥将家里平时舍不得吃,攒下的几十颗鸡蛋,都让母亲给小战士吃了,让他早日恢复身体,归上前线打小日本,解放全中国。这位小战士有21岁,湖南人,父母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他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他身子高高的,模样也俊,只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身体很单薄。母亲和大哥都希望他一天多吃几顿饭,早点将身体补起来,有个好体格,才能为革命出力。

那位小伤员在我们家养了两个多月,伤势好了,吃的红光满面。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有这样魁梧的好身体,才能打倒小日本。小战士非常感激,临走时,母亲给他烙了白面饼子,让他带在路上当干粮。小战士走时说,大叔大娘,兄弟姐妹们,我没有什么来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说着双膝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父亲连忙上前扶起他说,小兄弟,你咋能这样多心呢,我们军民一家人,这样你就见外了。小伤员泪如雨下,说等革命胜利后,我还活着,一定来看望你们二老。说完,转身背着行李向通往县城的路上走去。父亲说,一路要多操心,希望你早日归队。小战士连连答应,他走了老远,还回身向父亲招着手。一家人依依不舍目送小战士转过前边的河湾子,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才回了家。

整个洛河川的老百姓,为了欢迎中央红军,组织了盛大的仪式,送猪送羊,载歌载舞。送走大队红军后,赤安县工委和政府对全县游击队支队整编了一次。吴起镇苏维埃乡政府和当地群众,包括附近为支援红军送粮食的广大苏区老百姓,几千人在吴起镇庙院举行了分田分地分财产的大会。当时,五大已担任金佛坪区的区长,袁耀秀是游击队队员。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对敌斗争,保卫群众利益,配合部队作战和担架运输等。这次大会由他们两个人主持。

在两人的安排下,他们首先庆祝打倒土豪劣绅的活动,张贴了大量的标语。有打倒蒋介石,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拥护刘志丹等。第二项是分土豪劣绅的田地财产等。田地财产多数是金佛坪张廷芝家留下来的,特别是那一千多亩平展展的好川地,还有牛羊牲畜和窑洞,还有从张大狼家和吴起镇高七宝家井里打捞出来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老财主们的东西。五大和袁耀秀等赤卫队员们,帮助分东西,不料分东西时没人敢要,分土地是无人敢种,分羊没人敢拦,分窑没人敢住。胆大的赶上两只羊悄悄地回去了,胆小的吓得不敢要。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多数都给张家揽过长工,挨打受气,饱尝了地主老财的厉害。因此人们耽怕张大狼一家回来算老账。五大和袁耀秀站出来给群众做工作。他们说乡亲父老们,大家不要害怕,张廷芝已被红军赶跑了,不会再回来了。再说,有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撑腰,还怕什么。如果张廷芝万一回来找事,一切都由我们区政府和游击队承担。

这时台下站起两个人,一个是宗维岳,当时的民兵连长,主管村里的民兵。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我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兵员的基础,随时准备参军参战。另一个是杨青村农会主任康明章(我的父亲),他们两人在康明堂的带动下都参加了赤卫队。今天他俩同样带头领取了土地证,牛羊牲畜和窑洞证等。在他俩的带动下,有少数的人上台领取了土地证和财产等,多数人照样不敢接收。大家议论说,康明堂胆大包天,竟敢和张家大狼作对,会自讨苦吃的。就这样,我家分到了金佛坪和杨青的土地牛羊,还有窑洞。祖父安排大爹和二大、五大、三姑兄妹四家离开杨青,搬往洛河川的金佛坪崖腰台居住。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分到土地牛羊牲畜的人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个个劳动的劲头更足了。康家兄妹四家从此在新地方安居下来,给后人们打基础。父亲一家留在杨青村,我家分到了几十亩好土地,牛羊牲畜应有尽有,还有三眼石窑。由于红军一直保卫着吴起,所以当地成了解放区,也称为红区。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廷芝再也没敢返回老窝子来。这样的情况下,有好些没分到地的群众,找区政府也要来分一点土地。这时赤安六区乡长来找我的大爹和当着农会主任的父亲说,康主任,能不能把你所占有的土地给其他人家分一些?父亲说完全可以,我们都是穷人。父亲兄弟几个商量了一下,只要大家敢要,崖腰台马路往下的川台地,就全让给大家好了。这样大家就都有地种了。杨青的地父亲也让出一大半,乡长听后高兴的哈哈大笑说,啊,还是康家兄弟有肚量,能容纳老百姓。乡长立即通知赤安六区一乡群众,当天下午两点多,在金佛坪张大狼的老寨子四合院内,召开第二次分东西分土地的大会。当地老百姓得知父亲兄弟几个,答应将我五大一个人登记下的张家地主老财的一千多亩川台地,让出来给大家,大家高兴的立即纷涌而来。

那时,五大康明堂已加入了共产党,跟随中央大队红军上了前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赤安六区的领导和游击队、赤卫队,还有当地群众几千人。这次分东西和土地,大家都争抢着希望自己能多分一些。地区领导的讲话内容,首先表扬了康家兄弟几人在五大康明堂的带动下,勇敢地站出来和敌人张家老财做斗争,现在又将得到的土地,全部拿出来和大家平分的高尚风格。然后,由游击队和赤卫队的领导讲话,介绍性的作了政治鼓动工作。口号是打倒蒋介石,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调的是我们游击队和当地群众,要响应党的号召,热烈支持和配合前方的战斗,为早日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当时,刘景瑞任赤安县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吴起镇属于一乡管辖,会议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祖父全家苦难的生活从此即将结束,自己有了田地,日子渐渐好转。祖父在几个儿子的帮助下,给五大、六大和三姑都成了家。

五妈是杨青后川黄树湾村白家的姑娘,名叫白志英。五妈两岁时母亲就英年早逝,全靠长嫂抚养成人。16岁踏进了康家门,与五大结为夫妻后,一直随夫行军。她性情耿直,为了支持革命,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她除了协助丈夫工作外,还要照顾好几个孩子。他们生有一男四女,其中,一男一女幼小就夭折,留下三女。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五妈生第五个小孩后,得了产后风,得不到及时治愈,年纪轻轻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终年只有28岁。五妈的早逝给五大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困难,留下三个女儿无人照看,无奈之下,将大女儿11岁就童养给崖腰台赵海玉为妻。二女儿秀芳姐和三女儿凤莲姐,就在几个婶娘和三姑家度日。

五大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南征北战,到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作为一名老党员老干部,他和战士们在枪林弹雨的战火中出生入死,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革命战火激发着他们这些活着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奋战到了解放战争年代。1947年,国民党大军阀胡宗南进攻延安,白匪马鸿逵丧心病狂的攻打三边。五大当时在警备三旅,和几名同志在敌人心脏里做地下党工作。不幸,他被叛徒出卖,落在了敌人手中,押在了定边狱中。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受了极其残酷的逼供和严刑拷打,受尽了折磨。在这生死关头,年迈的祖父正在病床上,大爹兄弟几个到处求神拜佛,想着救他和两名地下党。在这关键时刻,六大康明成想起我六妈娘家表哥姚守道,在国民党十一旅当军官。

姚守道是宁夏人,是一位爱国人士,虽在国民党十一旅当军官,可身在曹营心在汉,私下和共产党合作。在他的掩护下,十一旅有好多地下党的同志。大爹得此信息后,兄弟几个连夜赶往定边城,托人寻找姚守道,希望他看在六妈的份上,放了五大和几位地下党同志。父亲说他们都是些穷苦的百姓,跟着红军混混哩,压根就不懂得什么叫地下党,求长官行行好,放了他们。念我们家里还有70多岁的老父亲卧病在床。姚守道说,听说你五弟康明堂曾经当过儿童团长?大爹说,唉,那个团长吗,就是一群小娃娃闹着耍哩,用举拳头选下的小小的团长。姚守道说,噢,原来如此。那你们在此等候,我下去商量后给你们回话。父亲兄弟几个退出门外等候。过了一会,姚守道出来说那好,看到你老父亲年迈多病的份上,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请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六大和二大说,你老说什么条件,只要能办到的,我们都尽力办。姚守道说,要我放人,你们一定要写来万人签名的保证书,保他们出狱后再不去参加红军,不然,轻易不会放人的。

此时正好赶到了腊月十九,兄弟四家各杀了个小年猪,各背着猪肉跑遍了洛河几道川,求乡亲们签名写保条,保他们几名同志出狱。乡亲们都说五大为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咋能不救他出狱呢。乡亲们纷纷在保条上签了字。就这样,五大和几名地下工作者都被救出狱。他们逃出虎口后,转身重新归队,回到革命队伍。

不久,大部队开往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1947年,他们途经居住在定边外紫家湾,看望了分别多年的二姐开叶。兄妹俩抱头痛哭,多少年来这是二姑第一次见到娘家人,她抬头含着满眼眶的泪水,看着五弟高大的身材直条条的,浓眉大眼,长得一表人才,穿着一身军装,魁梧地站在她的面前。她猛地问道,咱大还在人世吗?五大看见二姐哭得说不出话,忙说,咋大还好着哩,常念叨你们几个在外的儿女们。二姑问我们兄弟姊妹都好吗?五大说好着哩。

二姑开叶中等身材,瘦瘦的脸盘。姑夫黄爱爱比二姑大六岁,二人生有一子,名叫黄生发,家庭生活依然困难。因为部队行军不能停留,兄妹俩拉了三个多小时的话,吃了一顿家常饭。五大说你和我大姐相跟着,回吴起镇杨青庄,看望父亲和兄弟姐妹去吧。二姑哭着说,你们都不知在哪个天边哩呢,我俩咋能找得见。临别,五大给留了两块银洋,二姑用颤抖的手接过,一家人将弟弟送出老远。五大回头望见他们一家还站在路边,就招手让他们回去。二姑一直望不见兄弟的背影,才依依不舍含泪回了家。

五大跟随部队进入宁夏,这时驻守宁夏的是马鸿逵、马鸿兵的二十四师。马家兄弟俩想不到红军来得这么快,无有任何准备,还大摇大摆向前推进。红军神不知鬼不觉,深入敌人的要道埋伏,对敌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马鸿逵在慌忙中带着他的部下向南撤退,红军连打几个胜仗。

宁夏战役胜利后,红军一纵队和二纵队,分别与当地游击队和赤卫军及老姓举行盛大的庆祝联欢会。几千人参加了庆祝活动,与红军互相拉唱《国际歌》、《暴动歌》等歌曲,并张贴大量的标语,另外还散发了大量传单。会议一开始,部队的领导分别讲话,介绍性的做政治鼓动工作,然后由五大上台作了工作报告。

人称康科长的五大那时担任民政科科长。一个康字引起了台下一位红军连长的注意。五大的每句话都在打动着那位青年连长的心。他的声音一举一动都在牵连着他。庆祝会结束后,那位青年连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午饭也忘了吃,就到处打问那位康科长的来历。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做报告的康科长,他很尊重地问你是康科长吗?五大停住脚步,上下打量了这位青年连长,高高的个头,宽眉大眼,长的一表人材,好像在哪见过一样。他便面带笑容说,是啊,我就是,你找我有事吗?那位小连长见他态度好,说我想冒昧问一句,你是哪里的人?五大说,噢,你问我,我告诉你,我是三边陕北吴起镇人。那青年惊喜的忙说,你是吴起人,那我向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那里有个杨青川的杨青村吗?五大一愣,便说我就是杨青村人啊。年轻连长更激动了,那你们村有个叫康喜义的老人?五大说那就是我的父亲,你是何人,咋能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字?那青年连长喊了一声哥,说我是被抚养出去的你的小弟存柱,大名叫孟宝山,说着一头扑到了五大的怀中放声痛哭。五大半天才醒悟过来,他紧紧地抱住小弟,口内连喊存柱,存柱。

悲喜交集的兄弟俩,谁也没料到偶然会聚在战场上。战士们看到他兄弟俩团圆的情景,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同志们一看不用问,一看长相面目都是亲兄弟。领导和战友们为他兄弟俩庆贺,兄弟俩一悲一喜,坐下来细拉家常。

五大问,你什么时候参军的?小大说我1942年18岁时就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思想先进,工作认真,战斗力强,两年后我被提为排长,现已当了连长。五大心里头亲的不知该说什么,就又问那你成家了吗?小大说成了,我18岁参军,前些年结的婚。我已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奶名叫马柱。五大问,你妻子是哪里的人?小大说,定边县三段地李家姑娘,名叫李志珍。她跟我随军。五大问,你咋知道大大的名字?

这一问,小大详细地介绍说,我从小在定边县城几十华里的二道川镇养母家长大。六七岁时放羊拦牛,二老待我很不错,等到我12岁时,养母生下了亲生儿子,小弟弟起名叫孟保柱。因为家境贫寒,我们都没上过学堂。我参军后,在部队参加了学习班学到了一些文化。当我十三四岁刚懂事点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草滩放羊,从东面走来两个人。其中年近50岁的老者自称是定边县依崂弯赫滩村人。那人自称是我外爷家的舅舅,姓赫,说他身边那位蒙古小青年是咱大抚养给蒙古族的我的四哥,名叫申玉山,蒙语蒙克巴音。四哥十七岁上被抓了壮丁,后在国民党队伍中吃粮当兵,两年后随起义军转为红军。从此我俩兄弟相认,我四哥四嫂不敢去我家,就时常来放牧的地方给我送羊奶子和其他吃的。我四哥居住在乌兰镇拉马庙滩村,我们两家相距十几华里。后来我参军后,我们就公开来往了。我俩从咱赫家舅舅处得知大大的名字和你们居住的地方。我就把地名牢记在心里。我想迟早会有一个机会和家人团聚的。

就这样,五大后来通过小大的联系,和四大见了面。兄弟三人终于分别多年后重新相逢。

解放后,五大响应党的号召,南下支援大西北,向工业大发展(指成都,河南,陕西),返回了咸阳地区的西北国棉二厂。当时,他被上级任命为二厂的人事科科长,刘景瑞任副科长。后来,因五大工作干得出色,又兼任了生产科科长。

一肩担两任的五大,回到家后,心里不能平静。党和群众交给自己的这个重大任务,能不能搞好,他心中说实话也没个底,可他又想,既然党和群众如此信任自己,把这两样重担交给了自己,就决不能辜负党的信任。而今,国家刚从解放战争进入建国阶段,需要大批的人才,自己一定要站出来,为党分担工作,为我国的纺织事业闯出一条新路。

五大在咸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干部和技术员们,在许多苏联专家帮助,从1952年开始,首先筹划设备和资金,还有建厂位置,招收技术人才,招工招干。两年后,新厂建成,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当初最大的纺织工厂。能工巧匠一个个身穿工作服,24小时三班倒,轮番随着大型的纺织机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个个忙碌着纺纱织布。到处都是隆隆的机器声,织好的棉布被一箱箱火车皮拉着,日夜不停地输送到大江南北。

在职工们个个争先恐后当模范,干得轰轰列列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下,二厂所有的老干部都遭了央。造反派掌权,五大这些舍生忘死,与敌人斗了半辈子的老革命,被诬陷为判徒反革命,定为走资派。好多人被监禁坐牢,与世隔绝,还有被关进牛棚,下放劳动,白天干活,晚上挨批斗,写检查。那时,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自由,可以说饱尝了极左路线的迫害。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使五大这样的老革命老领导都恢复了名誉,得到了政府的照顾和优待,过上了欢度晚年的生活。

在五大年过八旬时,自己的儿女和康家的晚辈儿孙们,为他老人家张罗着过八十大寿。那天,单位的老领导老同志,街房邻舍亲朋好友,康家的族人们都赶来为他老人家庆贺。老人看到康家的后人旺盛,心里很是受活。他说,万恶的旧社会,好多的家庭妻离子散,后人不继。我们有家族只所以有如此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从战火中逃出来的先人们的努力,所以,我们要记住家族的历史,怀念我们的老先人,永远不忘本,个个一步一个脚印,代代奋斗下去,人人做到有文化知识,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接班人。

五大活了八十多岁,晚年一直定居咸阳。老人的几个儿女,个个优秀,也孝顺。可以说,我的五大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个干大事的人。这个评价,来自于我的爷爷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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