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录【6】
【原文】
士德①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②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③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④，如谓‘向来定本之悟’，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注释］
①士德：杨骥，字士德。初从游于湛若水，后受学于王阳明。为粤中王学代表人物。
②文公：即朱熹，文公是朱熹的谥号。
③合下：即时，当下。
④晚年之悔：王守仁从朱熹给学人和友人信中收集三十四封，定为朱子晚年思想，作为朱熹悔早年之非的根据，此即《朱子晚年定论》的由来。此说法遭到明清儒士的攻击。
［译文］
杨骥（字士德，王守仁的学生）问：“‘格物说’让先生这么一教，真是简单明白，人人都能理解。朱熹先生聪明绝世，对这一点却没有审慎，为什么呢？”
先生说：“朱子早年便志存高远，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著述上苦下工夫。如果他是先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自然无暇顾及于此。等到他德行盛大之后，果然担心道之不明，就像孔子一样退下来专心修订《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也免去了许多本该被删除的大段文章的考据工夫。朱子早年便看许多书，晚年才后悔把治学的次序做倒了。”
杨骥说：“朱熹的晚年之悔就体现在他说的这些话吗？如他所说的‘以前定本的省悟’，又说‘虽读了很多书，对我的事有什么帮助呢？’，又说‘这与守着书籍，泥言语，全无关系’，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这时候后悔从前的用功方向用错了，自此开始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
先生答：“是这样的。这正是朱熹先生的可贵之处。他意志力强悍，一悔悟便自行修正，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之前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了！”
［解读］
杨骥引用的朱熹的话，都出自一本书，叫《朱子晚年定论》，但是，这本书是王阳明编辑的，挑选了朱熹和友人的通信中，一些反省自己错误，以及和王阳明思想相契合的文字片段，以证明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是一样的，以及他晚年已经悔悟到自己错了，只是来不及改正。
朱熹是一座高山，以王阳明心学的内心强大，在这座高山面前，还是有怯意，或者说有歉意，他在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时撰写序言说：
“我的学说，和朱子的学说相抵触，让我‘恒疚于心’，深感痛苦！甚至怀疑以朱子之贤德，这些道理他还弄不明白吗？等我到南京做官，拿到朱子的书籍和通信，才知道朱子晚年的时候已经明白自己的学说有误，以至于觉得自己自欺欺人之罪，不可救赎。世间所传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都是朱子中年时期，学术思想还没有定论时所作，朱子已经自责自己的错误，只是还来不及改正。
“发现了朱子的心迹后，我既为自己的学说和朱子不相冲突而感到幸运，又高兴朱子能够在我之前就明白这些道理，然而感叹世俗的学者只守着朱子中年未确定的学说，不知道探求他晚年悔悟的学说，争来吵去，扰乱正学，却不知自己已堕入异端了。所以我就采集相关文字，编辑成册，私底下给同学们看，让大家不再怀疑我的学说，那样圣学的昌明也就可以期待了吧！”
王阳明因为编辑刻印这本书，为后世所诟病。因为《朱子晚年定论》，肯定不是朱熹自己的定论，朱熹的定论，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孔子删述六经，朱熹的功业，就是删述四书，在他的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据他自己说，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前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一章的注，确实做到了他自己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这件事，反而从侧面印证了朱熹思想在当时思想界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以至于才识如王阳明者，犹然觉得不扯落清自己学说和朱熹学说之间的关系，犹欠缺一份立足于世间的底气一般。
下面再探讨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朱熹先生在晚年，是否真的像王阳明先生所说那样，反省了自己早年的错漏之处，最终和王阳明学说的宗旨相逢一笑泯恩仇，万法归一了？应该说，如果只看王阳明摘选的《朱子晚年定论》，好像还真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理解一个人的思想要整体看待，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陈述，而不及其余，即使拿到法庭上，法官也只会作为孤证，不能仅仅依据此就对事件定性。所以，要想真的理解朱熹晚年思想，必须通读朱熹先生晚年所有的著作，这就牵涉很广了，非一言所能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