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西安人氏，今年36岁，姓任，名四理，现在就职于西安火车站第二检票口。 从就职到现在，我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放任何一个没有票的人进站！这也是作为一个检票员的职责所在。大家也因此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认死理，和我的名字一个样！
今儿正好是我当职，我剪完面前排着队的人手中的票，正想坐下歇会儿，远远地迎面跑来一个中年人，我又匆忙地从还没坐热屁股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只见那个中年人头发已经花白，大约50岁，满是细密汗珠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左手抱着灰色呢大衣，右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公文包，急匆匆地向我这个检票口飞奔了过来。
中年人跑到我面前，双手撑着铁栅栏，汗如雨下，还没喘息停，兀自操着一口陕西口音的普通话开口说了起来：“哎妈，可累死我了……呼，呼……同志……跟你商量个事……事儿……呼，呼……我，我时间不够，还没买到票……呼，呼……能，能不能让我先上车……呼，呼……我马上还要给学生上课……呼，呼……通，通融一下嘛……”。
提什么要求不好，非提违背我原则的要求!我冷眼看着中年人，慢慢地﹑无情地挤出两个字：“不！行！”我看着中年人身后剩余的寥寥几人，不耐烦地开中年人，招招手：“下一个！下一个！”
等到所有的人都从检票口鱼贯而入后，我又重新转向那个中年人。他失望地看着我，目光中满是哀求：“真的不，不行吗？”我再次板起面孔用冷冰冰的，毫无温度的语调再次强调：“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同志，我就是公认的‘认死理’，您还是请回吧！”
中年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在公文包里掏了又掏，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元钱和一个黑色的﹑印有烫金“工作证”字样的小本子，郑重地把它们递到我的手里，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欣喜地看着我：“你看啊，同志，我把最重要的东西押在这儿了，我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上车一定会补票的，这下你应该相信我了吧！”说罢，恳求地看了我一眼。
我一惊，工作十几年了，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为了上车补票这么执着的人。我，这个外号“认死理”的人竟犹豫了。
哼！你以为这样就足以让我放你过来了吗?我瞟了一眼在桌上的那堆东西，冷笑一声：“同志，没用的，你有和我讲道理的功夫还不如赶紧去售票窗口买张票吧！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面前的中年人终于放弃了，他绝望地望着电子屏上巨大的时钟，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学生，我给你们跪下，行了吧！”说着，他竟真的“扑通”一声，在大庭广众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我的心被触动了。原则的确不能改变，但人呢？这位可敬的教授用他的敬业精神打动了我，我值得为他改变一次这不变的原则！
终于，我放下了最后的底线，不得已地妥协了。我叹了口气，做了一个放行的手势，让那个中年人通过了。还没等我缓过神，那个中年人已经从地上爬起来，飞也似地跑走了，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唉！任四理啊，任四理，你那所谓不变的原则呢？是一成不变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