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其实算是郁达夫的学生。他自1922年弃军从文，自湘西至燕京谋求发展，在燕大当旁听生，发表作品无门，陷入绝望，先后给十几个燕京文人写求助信，无人理会。1924年11月，燕大教授郁达夫按照地址找到他，解下围巾送给衣衫单薄的他，拿出5元银票，花1.7元请他吃大餐，看着他狼吞虎咽，剩下的钱送给他。郁达夫回去后，写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于《晨报副刊》，同情文艺青年的生存现状，随后帮他发表了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费的信》。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下，他从此不断在《晨报副刊》《晨报》《语丝》《现代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赢得了文坛名声。徐志摩在其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大量文章，大多来稿必登，并为他发表了《志摩式的欣赏》。

1931年12月，徐志摩搭乘飞机北上看望林徽因，飞到泉城附近山林时，不幸遭遇空难。身在青岛的沈从文听闻噩耗，连夜赶火车前去事发现场，见到徐志摩的前来吊唁的儿子，不由得在孩子面前失声痛哭，说：“没有徐志摩，就没有我的今天。”1935年12月，徐志摩逝世四周年时，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1945年抗战胜利时，忽然传来郁达夫在南洋被日军杀害的噩耗，沈从文大哭了一场。沈从文在文风上仿效废名，接近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其主编《语丝》也刊载了沈从文的几篇），属于京派，但是在其成长道路上，大量接受新月派的援助，因为他们具有欧美式的绅士气度。第一个将沈从文作品翻译成英文的，也是新月派人士。1936年春天，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及其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将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翻译为英文，连载于英文刊物《天下》。

1929年，小有名气的沈从文南下至申城，跟湖湘同乡丁玲及其男友胡也频一起，筹办《红黑》杂志。随后，在徐志摩的推荐下，到中国公学任教，挣钱养家糊口。1930年7月，他爱上女学生张兆和，给她写情书，被她举报，得到校长胡适的保护，召集两人在校长办公室见面，当面夸赞沈从文是文学天才，但并未得到她的认可。秋天，胡适离开中国公学，沈从文在胡适、徐志摩的推荐下，前来汉大阅马场校址任教，担任讲师。他讲授《新文学研究》，只教了一学期，讲义里的大多数内容，后来结集为《沫沫集》，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崇尚“直觉主义”。在文学院长陈源的建议下，他兼职主编文学杂志《日出》，只出版了两期，因刊登了胡也频《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中的两章，立即遭到一排荷枪实弹的军警的封杀。军警准备抓走沈从文，在陈源闻讯赶来的调停下，由学校交出1000大洋的罚金，才放过了沈从文。他受到惊吓，在汉皋呆了半年，返回申城度寒假，不愿再提及“《日出》被封事件”。

1931年2月，胡也频被捕遇害，沈从文陷入营救胡也频、帮助丁玲的困境，耽误了返校时间，便识趣地不再返校任教。不久，为躲避耳目，他装扮丈夫，护送丁玲母子返回湖湘武陵老家。途径汉皋，他们前往汉皋大学，与陈源、凌叔华夫妇一起聚会，游玩，还拍过一张合影，合影地点像是阅马场背后的蛇山。凌叔华满面笑容，将丁玲的婴儿抱在怀里。将孩子送给母亲抚养后，丁玲独自返回申城，名义上是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实质是寻找冯雪峰。原来，她此前一直爱着胡也频和冯雪峰两个男作家，有段时间过着“3P生活”，而这段经历正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现实原型。

不料冯雪峰快速结婚了，丁玲只好转向另一追求者冯达的怀抱。1933年5月，她突然被捕，关押于金陵，而告密者可能是冯达。她跟冯达一起入狱，不久怀孕了，生下了女儿，以此逃脱惩罚。通过宋庆龄、鲁.迅、冯雪峰等人的联系，她于1936年9月逃脱金陵，确定冯达告密，毅然离开江南，前往陕北，是第一个达到陕北的作家，立即受到热烈欢迎，成为“红色文艺运动”的旗手。1948年，她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高峰。特殊时期，她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主编《文艺报》，不料遭受残酷迫害，入狱五年。她在晚年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记述自己两度入狱的经历。

1931年8月，沈从文在青岛大学（齐鲁大学前身）任教，写出了《从文自传》，又因写了含有影射成分的小说《八骏图》，跟同事闻一多闹翻了。在这里，为营救丁玲，写了几篇文章予以披露，还写了一部长达10万字的《记丁玲》，影响较大。1933年8月，他在杨振声的邀请下，返回燕京定居，先是编教材，后是办《大公报·文艺副刊》，顿时成为文坛的一个旗手。此时节，他与张兆和在中山公园举行婚礼，写出了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1943年，他到西南联大担任教授，月薪360大洋，遭到旧文学营垒的刘文典的臭骂，认为他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的白话文作家。跑警报时，刘文典对一起逃跑的沈从文大骂：“我跑是为了保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为了保存文化火种，你跑什么跑？”

1948年，郭沫若写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明确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一年后，人们将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沈从文任教的燕京大学。他为此几度自残自杀，后弃文从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先是打扫厕所，接着担任讲解、整理资料，后是从事研究。这期间，学生萧乾、范曾背叛举报，学生汪曾祺、穆旦坚守底线。他曾经写信向身在高位的丁玲求救，力图换一个工作，得到答复是去故宫，自感无语，从此不再联系。

1980年，丁玲读到《记丁玲》，怒不可遏，在书中作了127条批注，随后在《诗刊》发表《也频与革命》，斥责沈从文“胡言乱语”，“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拿他的“低级趣味”（情色）的眼光看自己，将自己的革命者形象“丑化”了。这其实是新文学的个性主义、直觉主义的审美观照的结果。此时节，沈从文以著名作家和文物专家的身份，访问美国，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并持续掀起了“沈从文热”。

汪曾祺于1980年发表《受戒》，也助长了这股热潮。沈从文只在给身在汉皋的老朋友、老作家徐迟的信里倾诉：“丁玲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我对他们夫妇已经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为了她‘天下第一’的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1983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中指出：“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沈从文与老舍。”很多年以后，我在省内冶都观看舞剧《元神祭》，在宴席上见到其主要编导，曾经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也即丁玲的女儿，因向来喜欢丁玲的作品，特地敬酒两杯，其中一杯是敬给丁玲的。

说到“沈丁公案”，还得提及鲁.迅。1925年，沈从文曾经给周作人写信，希望得到提携，在《语丝》发表文章，用的是笔名“休芸芸”。此时，丁玲给鲁.迅致信，也希望得到提携，因不知丁玲为何人，便问孙伏园，而孙观其笔迹，跟在周作人处所见的“休芸芸”相似，因此被鲁.迅误以为是他用女性笔名来戏弄自己，发怒起来，没有搭理丁玲。此事弄得三人相互埋怨，沈丁第一次有了感情裂隙。此后，鲁.迅方知丁玲确为女作家，在其被捕后，还伸手援救。沈从文因个性固执倔强，从此极少提到鲁迅。

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系列丛书出版，是“五四”新文学成绩的一次总结。鲁.迅负责编选燕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作者的作品，明知沈从文是此时期在这些报刊发表小说数量最多的作家，俨然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没有收录一篇，只在序言里，将沈从文归为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果说鲁.迅缺乏新月派的“雅量”，那么鲁.迅在《小说集》里又选了曾与高长虹一起谩骂自己的向培良，选了“死敌”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的妻子凌叔华，这些就很难解释了。此前，沈鲁并未发生骂战。1936年，鲁.迅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将沈从文归入中国新文学“最好作家”之一，所列作家有七八人。斯诺编译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集《活的中国》，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

新时期以前，受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影响，沈从文的文学地位类似张资平，是多产的、挣钱的“桃色作家”，而且其小说的散文化、诗化的风格，几乎不被人理解（民国时期，《志摩式的欣赏》其实早就理解了）。王瑶于1954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其中严厉指出沈从文小说的不足：“故事平，没悬念。文笔尚可，思想不足。总写男女之事，格调低。病句多，不流畅。琐碎拉杂，不知道要说什么。”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于1961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1.3万字介绍沈从文专题，将他誉为“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将他与福克纳、华兹华斯、叶芝进行比较研究。

生于汉皋的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于1972年第一个用英文写出15万多字的《沈从文评传》，指出：“沈从文对中国人生活带有抒情性而又生动的描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正是这些贡献将他推向了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的前沿。”王德威于1992年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认为，沈从文小说是“批判的抒情”和“想象的乡愁”的结合，建构了一种“混合着田园牧歌、暴力、死亡与欲望”的“乌托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