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暮去朝来颜色故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大汉帝国的发展道路，实在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汉高祖刘邦起于畎亩之中，带领一帮苦兄弟们筚路蓝缕，辛辛苦苦打得天下。汉初时民生凋敝，经过多年战乱，天下十室九空，经过吕后、文帝、景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这才慢慢恢复元气。到武帝时期，帝国国力走上巅峰，武帝奋数世之余威，北逐匈奴，建立不世功业，却也将祖宗积累的家业消耗得七七八八。他晚年幡然悔悟，下诏罪己，其后昭帝、宣帝下大气力拨乱反正，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帝国粲然中兴。然而从元帝开始，国势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此后再无起色，恰似那一江春水，浩浩汤汤东流而去，不肯回头。

所以吕思勉先生下了一个判断，“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元帝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在吕先生眼中，元帝身上还有“躬行恭俭”的优点，不过由于其性格柔弱，“于奸以事君者，不能决然斥去，遂至下陵上替，威柄倒持”，因此他还觉得元帝是值得同情、“深堪浩叹”的；而到了成帝，“帝之荒淫奢侈，与武帝同，其优柔寡断，则又过于元帝。朝政自此乱，外戚之势自此成”，形势大坏，终于坏到崩盘而不可挽救。

成帝最大的问题，是他彻底放弃了身为一名皇帝的责任，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以王氏为代表的外戚家族。他对王氏家族与其说是优容，不如说是放纵。在成帝的放纵下，王氏家族的势力急剧膨胀，膨胀到无人可以制衡——这个出身微末、只因极偶然的机缘才得以进入帝国中枢的家族忘记了他们当年也曾经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在天堂和地狱边缘游走，他们为所欲为，穷奢极欲，把持权柄，贻害深远。

从王氏家族的发展历程来考察，从王凤PK掉王商和王章之后到成帝去世之前这段时间，也正是其家族最为飞黄腾达的时期，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八字形容，恰如其分。

《汉书·元后传》这样记载王氏家族的豪奢：

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廷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馨，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

这种排场、这种奢侈，除了皇室以外无人可比。

阳朔三年（前22年）秋天，王凤一病不起。成帝多次亲临王凤府上慰问，拉着王凤的手哭着说：“将军您病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朕就只能以平阿侯王谭辅政了。”未曾料想，王凤却不领皇帝的情，他不停磕头哭道：“王谭等人虽然是臣的至亲，然而平日的行为太过奢侈僭越，不能作为百姓的表率。御史大夫王音为人谨慎整肃，臣愿以死相保。”

王音，即前文曾经提到，担任成帝侍中、将偷听到成帝和王章密谋通报给王凤的人。他是王凤堂弟，后来因此被提拔为御史大夫。王凤临终之际没有推荐亲弟弟接任大司马之职，并非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而是因为王谭等一向倨傲，对王凤礼数不周，但是王音对待王凤却十分尊重，在王凤面前谦卑恭敬得就像儿子一样。当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不管谁当大司马，只要是老王家的人来当就行，王凤在这点上倒是看得很开。

王凤死后，备极哀荣。

后王凤时代，王氏家族子弟仍然十分张扬，其中，成都侯王商、曲阳侯王根的排场甚至僭越了皇室的规格。

王商宅邸中有一个大池塘，为了往池塘中注水以便于行船于其上，他竟然派人挖穿长安城墙，从城外引入沣河中的河水。他在大船上立羽盖、张帷幕，命人划桨开船，并唱起南方越人的歌谣，他本人乘坐赏景，好不逍遥快活。城墙是长安城最为重要的防御工事，被掘开以后其防御功能大为降低，王商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公共利益，这不仅是自私自利，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王根呢，则在宅邸中以土垒山，并在山上修筑“渐台”这种建筑。武帝刘彻曾在建章宫太液池中建设渐台，“高二十余丈”，是十分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王根家的渐台和未央宫中的白虎殿十分相似，“赤墀青琐”，即赤红色的台阶、青色连环花纹装饰的门窗，这都是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建筑规制。王根此举无疑是大不敬的越制行为，按照帝国的法律应该处以死刑。

成帝对此十分恼怒，然而他对此事的处理却很有意思。他首先问责了时任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然后命令尚书把司隶校尉（监察官）和京兆尹（长安市市长）大骂一通，怪他们纵容王商王根等人行不法之事，不敢将其绳之以法。他又给王音下了一道诏书，说道：“外戚宗族势力太过强大，朕势单力孤已经很久了，如今非好好治理他们不可。你把大家召集起来，在家里不要擅动（等候处置）。”

他这几下子把声势搞得很大，敲山震虎，看上去是真要对舅舅们出手施以惩戒了，可是事实证明这不过又是一个笑话而已。他从来都不敢采取实质性行动去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荣，事到临头，他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像缩头乌龟一样一退再退。上次他转身出卖了王章，这次面对袒身背着斧头进宫请罪的王商、王立、王根等人，他并没有顺势而为，而是“不忍诛，然后得已”，大好机会就此浪费，他又一次做了脓包。

帝国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亡国都没天理。

所以，吕思勉先生的分析真是精辟入里。他说成帝“暗昧不明，优柔寡断”，“其知善言而不能决，决而不能坚持”，“帝之姑息养奸，不可谓非汉亡之由也”。为什么宣帝就可以不动声色地铲除强大的霍光家族势力，而成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无计可施？这并非是王氏比霍氏更加强大，成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玩家。

王音辅政八年，去世。他死后，王商接任大司马、卫将军（王谭此前已病死），辅政四年，病死。按照顺序，本来应该轮到王立辅政（大司马俨然已经成为王氏家族内定官职了），然而王立有罪在先，因此王根接过棒子，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这一年，老王家的王逢时也病死了。

王氏家族中，和太后王政君同辈的人里，王根成为硕果仅存的男丁。

绥和元年（前8年），成帝在位已经二十多年。尽管后宫美女充斥，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嫔妃为他诞下龙种，帝国后继无人，成帝为此忧心忡忡，无奈之下，只能从刘氏宗族中挑选旁支子孙。他曾有意传位给定陶王刘康，无奈刘康早就被王凤赶回封国、抑郁而死，新的定陶王是刘康之子刘欣。刘康的母亲傅氏以重金贿赂王根，请求他在成帝面前为刘欣美言，希望能使刘欣被立为太子。王根在成帝面前提起立嗣之事，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往刘欣身上带，成帝回忆起多年以前自己和刘康同住同游的往事，不禁泪眼婆娑。刘康已逝，之前的愿望已经不能实现，那么，就成全了刘欣这孩子吧。

这一年，刘欣被立为太子，王根也因身体原因向成帝乞求退休，得到批准。王根推荐接替自己的人选，叫王莽。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因中风而突然驾崩，享年四十四岁。他御宇二十五年，除了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的风流韵事以外，这位皇帝陛下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后人谈论的事情。他在治理国家方面一无建树，在他的任内，帝国自然灾害不停、民变屡屡发生，铁桶一般的江山早就风雨飘摇。在权力中枢内部，王氏一家独大，“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政治生态扭曲，官场一片污浊。

继承帝位的是太子刘欣，他是西汉倒数第二位皇帝。新的皇帝登基了，新的外戚又将登上历史舞台。深谋远虑的王政君命令王莽辞职回家，把大司马的位置空出来留给更需要权力的人，以保存家族实力、躲避新帝的锋芒。从表面上看，王氏家族离开了政治中心，其衰微不可避免。

诗圣杜甫有诗云：“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浔阳江头的商人妇，也在幽愁暗恨的琵琶声中悲叹“暮去朝来颜色故”。曾经的小甜甜终于成为牛夫人，没有永远不变的誓言，也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家族，对王氏家族来说，趁着局势大乱之前静静地退出江湖，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八、是非成败转头空

明朝大才子杨慎写过一本《廿一史弹词》，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就是那首大名鼎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人生苦短，所谓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最后不过是过眼烟云。在历史的舞台上，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哪怕唱得再响亮，也只是梦幻空花、转瞬即逝。只有那滔滔江水滚滚东流而去，千百年来，日日如是，哪个管你唐宗宋祖、秦皇汉武？

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身处局中，就像是被江水裹挟的泥沙，一则当局者迷，二则身不由己。所以世间有“名利”二字，你旁观它时，只觉得变幻万端、目眩神迷，恨不得投身而入与之共舞；但是一旦被卷入其中，才发现滋味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名”和“利”互相缠绕，就如同一个大漩涡一般，载浮载沉，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要想全身而退，真是谈何容易。

外戚家族的基本属性，在于他们对皇帝的依附性，这也是他们获得权力的根源所在。为了巩固权力和地位，哪怕是在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也要想方设法不断密切自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旦这种关系中断，其权力就失去了合法性，其地位也就变得岌岌可危。权臣如霍光者，也要强行将自己的外孙女上官氏嫁给汉昭帝为皇后，又将女儿嫁给汉宣帝为皇后，就是这个原因。前文曾经提到，王凤强行逼迫定陶王刘康之国，断绝汉成帝传位给刘康的想法，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哀帝刘欣登基之日，即是王氏家族衰败之时，因为哀帝和王氏家族之间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王氏家族已经没有辅政的基础。即使王根在拥立刘欣时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外戚辅政已经形成惯例的西汉末年，他已经无力阻止即将到来的重大变局。

绥和二年，刘欣十九岁，初登大宝。

《汉书·哀帝纪》记载，哀帝刘欣“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刘欣十七岁，作为新一任定陶王，他和汉成帝的小弟弟中山孝王刘兴一起入京师朝觐皇帝。诸侯王定期到长安向皇帝请安，这是汉朝定规，不过这次朝觐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即成帝要借此机会对二人继承帝位资格进行考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刘欣代表团的阵容十分庞大，包括了其封国傅、相、中尉等高级官员，充分表达出他对这次朝觐的高度重视，而刘兴却只带了一名太傅跟随在自己身边。在御前应对时，成帝特意问起这件事情，刘欣从容道：“国家有法律规定，诸侯王入京朝觐，国内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随从。傅、相、中尉都是二千石，是以全都带来了。”成帝又问刘兴：“你只带了太傅前来，所依据的又是哪一条法令呢？”刘兴支支吾吾，不能回答。成帝令刘欣背诵《诗经》，刘欣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并且还能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再令刘兴背诵《尚书》，刘兴张口结舌。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刘欣是个才思敏捷、颇有学识的青年。他登上帝位，肯定不甘心被一个不相干的外戚家族操纵和摆布。作为诸侯王入继大统，他在京师中没有根基和可以依靠的腹心，为了掌握帝国最高统治权，他必须培植势力，向自己的外戚家族寻求支持，并且逐步削除王氏家族的影响。

当然，他也明白，王氏家族在朝中根深叶茂，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轻易拔除的。要实现最终目标，决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必须徐徐图之。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为自己的祖母傅后和母亲丁姬争取名分。

成帝去世后，王政君的身份由皇太后升级成太皇太后，作为元帝正妻，她在后宫中的地位无人撼动。傅太后和丁姬随同哀帝进京以后，太皇太后诏令，让她俩每隔十天可以去未央宫探视皇帝一次，这让皇帝和傅、丁都觉得十分不爽。没过多久，哀帝就下诏询问丞相孔光和大司空（即之前的御史大夫）何武：“定陶共王太后宜当何居？”（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那里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水平。他要为祖母争取名分，却不直接把事情挑明，而是先从居处切入，这样就显得自然贴切，不至于太过突兀。从另一方面来说，居住之地又直接和人的地位、等级密切相关，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也是在向重臣们发出一种委婉的暗示。而更加微妙的是，此时在位辅政的大司马是王莽，他没有向王莽咨询，而是绕过了王莽去问外朝的丞相和司空，这就让人对哀帝和王氏家族之间的关系生出几分遐想来。

帝国传统，皇帝住在未央宫，太后住在长乐宫，此时太皇太后仍然健在，则长乐宫应归属于太皇太后无疑。那么，傅太后究竟应该住在哪里呢？从辈分上来说，她和王政君都是元帝的女人，从地位上来说，王政君是皇后，她是昭仪，不在一个档次上。问题是，她老人家的孙子是当今皇帝，而由于成帝无子的缘故，王氏血脉已经从皇族中断绝，王氏傅氏，孰轻孰重？大汉立国近二百年，这么复杂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而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的意见也出现了分歧。孔光清楚，傅太后性格刚强暴烈并且擅长权谋之术，和哀帝关系又十分密切，他不愿意哀帝和傅太后能够天天见面，生怕傅太后会干预政事，影响哀帝决策。他建议为傅太后找地方专门修筑宫殿，其实是想让二人离得越远越好，这当然不符合哀帝的心意。何武揣摩上意，提出另一个建议：傅太后可居北宫。北宫在未央宫之北，与未央宫只有一墙之隔且有复道（即楼阁之间架空的通道）相通，“周回十里”，规模亦十分庞大，可以与长乐宫相颉颃，这一建议马上被哀帝批准。

居处已定，剩下还有名号问题。这时，高昌侯董宏上书。他援引秦朝旧例，说当年秦庄襄王生母是夏氏，后来又认华阳夫人（庄襄王父亲昭襄王的正妻）为母，庄襄王即位后把华阳夫人和夏氏都尊为太后，因此可据此例立定陶共王后（即丁姬）为帝太后。

董宏上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出为傅太后上尊号，而是先把丁姬抬出来，我们判断此举极有可能是受傅太后等人指派，以此来试探朝廷重臣们的态度。此言一出，立刻受到王莽和时任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的师丹的强烈反对。他们马上向哀帝弹劾董宏：“皇太后是至尊之号，天下应统于一人之身。且董宏居然拿亡秦比喻本朝，实在是大逆不道！”

以王莽为代表的原有外戚和朝廷重臣等，我们姑且称之为旧势力，那么与之相对的，傅太后等一干哀帝外戚则称为新势力。王莽和师丹的弹劾，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势力所表现出的一种高度警惕和强力弹压。哀帝无疑也是新势力的一份子，但他明白此刻新势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还没有力量对旧势力进行挑战，只能暂时隐忍退让。他下令将董宏免为庶人，算是对王莽等人的交代。不过暴烈的傅太后却勃然大怒，非得要个说法不可，哀帝于是向太皇太后王政君汇报，在后者的同意下，下诏给已经去世的刘康定了一个“定陶恭皇”的尊号。

这应该是双方妥协折中之后的结果。但是，新势力明显不满足于此。哀帝很快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不急躁，但却十分坚决。就在这一年（即绥和二年）五月，他颁下诏书，给傅太后上尊号“恭皇太后”，丁姬尊号“恭皇后”，并追封傅太后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父亲为褒德侯；一年多后他再次下诏，去掉刘康尊号中的“定陶”二字，傅太后改尊号为“帝太太后”，丁姬改尊号为“帝太后”，紧接着又把帝太太后改为“皇太太后”，这样，和王政君“太皇太后”尊号相比，在文字上已经完全一样，只有排列顺序的不同了。这就意味着，在地位上傅太后和王政君相比已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步，大封外戚。

这里我们原文引用《汉书·外戚传》的两段记载：

傅太后父同产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子孟子喜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马，封孔乡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为太后父崇祖侯后，更号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郑惲前死，以惲子业为阳信侯，追尊惲为阳信节侯。郑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

丁姬为帝太后，两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阳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满为平周侯。太后叔父宪、望，望为左将军，宪为太仆。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新皇帝登基必然意味着新外戚崛起，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即使是王政君和王莽也无力阻止。傅氏和丁氏取王氏而代之，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驱逐王莽。

哀帝大封外戚，只是遵循政治惯例，因此王政君、王莽等无从反对。客观形成傅氏、丁氏势力大张的局面，使王政君深感忧虑。这时距离成帝去世不过才几个月时间，形势变化之快，可以说恍若隔世。在宫中多年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性使王政君嗅到一股不祥的味道，她诏令王莽立刻辞职，主要目的是“避帝外家”，即以退休的方式刻意躲开哀帝外戚，避免因家族矛盾引发政治冲突，以保全王氏家族。王莽遵命，马上向哀帝上奏请求辞职。

聪明的哀帝却没有批准王莽的辞呈。把王莽赶走当然是哀帝计划中的一步，但时机还不成熟。他此刻羽翼未丰，况且在国家大事上还需要借助王莽的力量。不仅如此，他还做足姿态，派孔光、何武、傅喜（傅太后堂弟）等朝廷重臣去向王政君报告：“皇帝听说太后诏书，心中十分难过！大司马（指王莽）如果不辅佐皇帝，那皇帝也不敢临朝听政！”这番话说得感人至深，王政君虽然富于政治远见，到底心软，于是命令王莽复职。

秋七月，哀帝在未央宫请客吃饭，置酒高会。饭局规格档次都很高，王、傅两位老太后都将出席。在准备会场的时候，负责管理宫中帷帐的内者令在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席位边上放置小帐一顶，这是安排给傅老太后的席位。没想到席位还没摆好，检查会场布置的王莽来了，他见状怒斥内者令道：“定陶太后不过是藩妾，凭什么能和至尊坐在一起！”下令撤去帷帐，为傅太后另设他席。

傅太后人还没到会场，消息早就传了回来。她听说以后脸都气绿了，坚决不肯参加宴席，在北宫里把王莽历代先祖都问候了一遍，据说声音都传到了未央宫。这件事情使傅太后大丢颜面，也使新势力和旧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来自宫中的压力很大，王莽没办法，只好再次“乞骸骨”即请求退休。这次哀帝没有阻拦，同意了王莽的辞呈，但表面上还是给予王莽优渥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三·孝成皇帝下》：“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

显然，形势在朝着有利于新势力的方向发展。虽然哀帝对王氏家族恩宠不减，但王氏已经从帝国核心决策层退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并不能掩盖深藏着的浓重危机，只因权力斗争从来都没有双赢局面，当潮水落下之时，一切勾心斗角都将现出原形。

没过多久，建平侯杜业就率先发难，弹劾曲阳侯王根；随后司隶校尉解光又攻击王根和王商之子王况“无人臣礼，大不敬”。王氏权势熏天之时，这种大胆的攻讦行为想都不敢想，如今竟然连续发生，这只有两种解释：其一，这是新势力早就预谋好的行动；其二，个别人看到风向不对，赶紧向哀帝献上投名状。不管是什么情况，墙倒众人推，王氏家族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果然，哀帝就坡下驴，叹道：“先帝对王根和王况父子，可谓是再优厚不过了，没想到他们今天居然会背恩忘义！”命令王根离开长安，遣送其回到封国，将王况废为庶人，并将王根和王况之父王商所推荐为官的人全部免职。

这就基本上把王氏家族在朝廷里的势力全部清除干净了。

纸牌屋的搭建何其之艰难，拆毁又何其之容易。

九、尾声

汉哀帝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充其量不过有点小聪明而已。

他试图振作朝纲，改变“威柄外移”、权力控制于王氏外戚势力手中的政治局面，然而志大才疏，欲正他人却不能先正己；驱逐王氏势力，却又以傅氏、丁氏代之；柄国期间，诛杀过多，朝臣像走马灯似的不停轮换，导致朝政一片混乱。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身体健康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放弃对声色的追求。他公然和宠臣董贤出双入对，还为后世留下了“断袖之癖”的典故。他享国只有六年，二十五岁便龙驭上宾，和成帝一样没有留下子嗣。

他死时当日，王政君就赶赴未央宫，收取皇帝玺绶（傅太后已于前一年死去），诏令王莽重新出山，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氏家族梅开二度，重新掌握了政治权力。

王莽后来拥立汉平帝，国政大权握于一手，直至任安汉公、摄皇帝，最后毒死平帝，篡汉帝国而建立新朝，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王政君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四岁，于新朝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去世，这在人均寿命极短的汉朝，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王莽暴露出篡国政治野心的时候，王政君强烈反对，在王莽派人向她索取传国玉玺时，她不惜将玉玺投掷于地，然而终于无可奈何。新朝建立以后，王莽易服色、改正朔，王政君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习惯，直至终老。

而王莽成立的新朝，在王政君死后堪堪坚持了十年。

十年之后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绿林军进攻到长安城下，将王莽妻、子、父、祖坟墓全部挖开，烧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戊申，绿林军入城，纵火焚城。烈焰张天，烧至未央宫，王莽避入宣室殿中，后又在群臣和卫队的簇拥下躲至渐台。此时绿林军已冲入宫中，他身着深青色中带着紫色的兖服，双手分别拿着传国玉玺和虞帝匕首，被众臣护在正中。绿林军将渐台重重包围，和守卫部队先以弓箭对射，箭矢用尽之后，开始短兵相接。卫队势单，死伤殆尽，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一直到死，王莽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天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