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涯草
新的工作其实和家里的农活几乎没有两样：200多亩的苗圃园被聪明的老板分成四大块：玫瑰培植区、刺柏育苗区、法国梧桐区，果树栽培区。田地是方方正正的，东南角上有老板居住的土瓦房。既是他的临时落脚点，又是一群人简单的饭堂。正对着的150米开外的开阔地，是我们的宿舍。房前有小花坛和水龙头，方便大家的起居。
我们平时是没有假的，除非下大雨不能进地。之所以选择来，是因为这里不仅管吃，还给包住宿。也就是说，只要平时不外出，发到手里的就是净赚到的。尽管每天工作差不多10个小时，但是每天8块钱的工资据说发放得很及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举国上下为亚洲金融风暴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甚至稍微赚钱的工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被工长（据说是来自安徽，名字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准时喊醒，然后二十来人开始陆陆续续地洗漱，因为六点半会有简单的早餐：可以照得见人脸的苞谷糁，吃得不想再吃的雪里红，还算稍有品相的杠子馍。只有哪天老板心情好的话，我们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才能尝到一丝荤腥的味道。
这里的孩子大都来自长安县下属的村子，且多是家里孩子较多的情况。一张张稚嫩的脸，一件件单薄的衣衫，一句句熟稔的长安话……
有时，我们要爬上一米五高的木凳，围绕着年长的刺柏剪下新枝。然后用人力三轮车运到浇过水的育苗区，那里会有娴熟的插苗工等候；有时，我们会排成整齐的队列，跟随有学问的老板娘认识玫瑰的种类，偶尔也会因为好奇心被玫瑰扎了手；更多的时候，则是盼望下大雨，那样我们不光可以不用出工，还能够在雨天默默地望着天空发呆，顺便想象一下各自的未来……只可惜一向仁慈的老天从不眷顾这片无垠的、贫瘠的关中平原。
同来的王同学没有耐住性子，和老板吵了一架后就被解雇了。只干了不到两星期，走的时候很自信，但离开后的结果很不理想。于是在偌大的苗圃园里，我又成了孑身一人。有那么一段日子，我也很失落——左手失去了张楠的关怀，右手又搞丢了同窗的互勉。多少次都想掉泪，可是那个深爱的人却给了我无能的力量。
我是在某一天下大雨的时候找到杨太辉，告诉他想离开苗圃园的想法，希望他能帮我留意一份新的工作。回来后我开始疯狂地想念张楠，想念逝去的美好时光，想念那些难忘的往事。只有这样，才感觉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至于被强大的孤独感击垮！
在那片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苗圃园里，我煎熬了二十一天后也选择了离开。虽然还算和蔼可亲的老板一再挽留，并承诺很快会购置机械，以后活会更轻松，工资会提高很多……
这一回我也走了，而且走得心平气和。多年以后，当我坐在遥远的城市记下往事，依然记不起那些兄弟姐妹的名姓，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感谢他们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陪我度过了那段坎坷的成长之路。
永别了，曾经教给我如何面对现实的绿草地；永别了，那些和我同龄的男男女女，兄弟姐妹。
这一次我终于找到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健达印刷厂。（尽管我也曾多次梦到健达印刷厂这几个字，但是这个店招好像没过几年，就在医科大学西门的院墙改造中变成了历史）每天老板娘都会安排年迈的婆婆把午饭送到店里，忙碌完后我就成为一个忠实的守店人。工资虽然只有200元的月薪，至少不会像苗圃园那般天天盼望雨天。
要想发，搞印刷，这是那个年代的口号，于是很多人都积极投身到印刷行业。高老板本身是医科大药理学实验室老师，借着大学印刷厂任老板的机器也多少接到一些校外生意。我顺理成章地成为跑腿的，其中就有业务是来自西影路上省艺校的印刷厂。
我仿佛是在春节期间，才千方百计打听到周敏的地址的。可是我们很久没见，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
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暑假时。我的那篇《牵牛花》的诗歌，有幸被列为青年文学大赛复赛作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把信直接送到我家。「那时村子里负责通知收取信件的人据说是她的亲戚」后来我们先后成为华山脚下那所中学的校友，可惜她没有上够一个月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其实我和周敏之间是没有故事的，尽管我们上小学时一直都在一个班。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初中的时候被灌上了“喜欢她”的好名声。鲁迅先生有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话语，到我懂事的时候，终于被“积毁销骨”了一回。淡淡的喜欢不应该称为爱，可是心里还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实事求是地讲，她一直是班级里的苗子，而我，除了会说几句顺畅的英语，会背几篇稍难的文章，是再没有拿得出手的技艺了。
而“被恋爱”更是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细想起来，小学时的成绩也就中等水平，偶尔捧回几张类似于“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的奖状。感谢那些流言蜚语的制造者，感谢那段青葱岁月……
正是因为这段谣言，让原本自卑的我三缄其口，与周敏的对话几乎为零。尽管我们同出一村，诚然我们同龄并同校……
当许茹芸的新作《我依然爱你》唱红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也开始被它所描绘的情景所感动了。的确，事到如今，我依然爱着张楠，不管曾经发生了多么伤心的事。
人生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渐渐地我感觉到工作的枯燥与乏味。不全是因为老板娘的骄横，而是那颗原本就不安分的心开始作祟。
走出去，在困苦的阶段，趁年轻的时候。
父亲在前两年就把他和妹妹的户口迁回原籍了。他口中的城市据说当时有13个国家先后投资，在他看来，就业机会和岗位自然优于西安。所以后来，尽管拿到了400块钱的月工资承诺，我最终还是说服了老板娘，谢绝了她的好意，辞掉了健达印刷厂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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