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836小时，第1777日
阅读《崩盘》
在 2008 年的银行业危机中，美国汽车工业受到间接损害。随着销量萎缩，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遭到沉重打击。 2008 年 12 月，争斗不休的国会否决了一项紧急援助计划，但布什和奥巴马都认为他们不能让通用和克莱斯勒倒闭。这些公司曾经是美国工业化的强大发电站，通过挪用原本拨给银行的救助资金而获救。到 2013 年，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都恢复了盈利。与其他美国大企业一样，它们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
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这就是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会处于如此危险境地的原因。“失业率并没有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通货膨胀完全静止了。因此，即便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总需求的过剩。”所以，请设想一下，萨默斯继续思忖着说道，“如果没有房地产泡沫，并维持强有力的信贷标准”，那么美国经济在 21 世纪初的表现将会“多么令人满意”。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和目前的经济复苏结果一样令人失望，而且可能会更糟。
为了解决投资长期匮乏的问题，萨默斯倡导的是打造一个政府发挥作为的新时代。当然，在这方面美国无法与中国匹敌，这么比也不妥当。但是，政府发挥作为对于公共投资的大规模激增来说是合适的。这将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底特律提出的更为根本的问题。物理重建将是恢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手段。正如萨默斯在另一场合所说：“看看肯尼迪机场。作为进入全球领先国家的领先城市的入口，这个机场让人感到尴尬。最富有的人乘坐私人飞机出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逃脱这个机场对他们的蹂躏。修缮机场将雇用大量工人，他们用双手工作，为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大刺激 …… 当美国人可以用低于 3% 的利率借到我们自己印刷的货币时，当建筑工人的失业率高于 10% 时，如果这都不是一个绝好的时机，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呢？
以 GDP 统计数据衡量，普通美国人因国民经济增长获得的收益仅占很小的比重。增长的几乎所有收益都被那些收入最高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富人垄断。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在极端情况下，国家经济政策是如何从属于一群大型跨国银行的需求的。现在，面对惨淡的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与国家社会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受到自下而上的挑战。国民经济是否还能被振振有词地称作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个事业呢？
正如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 · 巴菲特所说：“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里，阶级斗争一直都在进行，而我所在的阶级赢得了胜利。”巴菲特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在 2011 年，他成为至少按照 35% 的税率对美国最高收入者进行征税这一提案的发言人。奥巴马支持该提案，但遭到国会中共和党人的阻挠。一个改善社会的计划应该由善意的亿万富翁组成，他们自愿为美国社会的更大利益多付出一些代价，这既表明巴菲特个人的正派，也反映了 21 世纪美国力量对比的彻底失衡。
正如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所示：“制度并没有崩溃，而是受到了操纵”。 对于许多方面的情况，自由主义中间派都是后知后觉。在所有的政治观点中，他们最相信这样一个观点：美国的社会弊病是可以由技术官僚来医治的，国家是进行这种变革的合适工具。可是，当持有这种观点的评论人士转向更加激进的观点时，这就标志着危机感已变得多么沉重。
在经历了 2008 年至 2009 年的事件，还有极端不平衡的纾困之后，人们会严重怀疑政府是为谁服务的吗？在人员层面，连接财政部、美联储和顶级银行的旋转门继续以稳定的速度旋转。到 2014 年，伯南克和盖特纳都已经从公共服务部门退下来，转向薪酬丰厚的金融界。盖特纳去了人脉广泛的投资银行华平投资集团。
科技寡头彼得 · 泰尔（ Peter Thiel ）告诉观众和读者：“创造价值是不够的 —— 你还需要抓住一些你创造的价值。”这取决于市场力量。“美国人神话竞争，并认为是竞争将我们从社会主义等待救济的队伍中拯救出来。”但泰尔知道得更多，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竞争是对立的。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但在完全竞争下，所有的利润都被竞争走了。对企业家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 …… 竞争是为失败者准备的。
共和党内部的茶党党团是一个规模小、意志坚定和资金充足的团体。在削减赤字方面，他们只接受削减开支。他们尤其想要阻止的开支是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未来构成了致命的“社会主义”威胁。然而，共和党的领导层担心这些举措可能会失去中间派的选票。他们知道，在处理 2011 年的预算危机时，他们没能讨好选民。但是，茶党的核心成员们并不听这些领导层的意见。在极端右翼看来，很明显，罗姆尼输了，因为他是一个温和派，在移民和医疗问题上妥协了。
乌克兰民众中少数直言胆大的人的反应，是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亚努科维奇、俄罗斯或欧盟都没有预料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坚定地转向欧盟。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2013 年 11 月，只有 39% 的受访者支持与欧盟建立联系，仅比支持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的 37% 多了两个点。这些数字是基于一个假设，而不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提出的苛刻条件。但是， 2013 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基于明确估算了利害的备选方案，由公投决定的。该事件受到热情高涨的少数群体的推动，他们被俄罗斯和西欧的希望和恐惧所鼓舞，并受到各个政治派别描绘的各种政治图景的影响。
当美联储改变立场时，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可能出现的后果便成为真正的问题。且不必说平仓，任何缓和美联储购债规模的举措，都意味着市场意愿的全面调整，不仅愿意吸收更多债券，还愿意吸收部分美联储持有的期限错配负债。而这必须与短期利率的上调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继续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那么其资产负债表将进一步膨胀，债券价格会保持高位，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失衡加剧。 2008 年，美联储开始走在钢丝之上，情况变幻莫测，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充满确定性的“大缓和”时期。
在实践中，莫斯科发现与中国做生意困难重重。中国人是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如果经济窘迫的俄罗斯寡头们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优势，他们就不愿意承诺长期协议。向东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耗资巨大，而且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对开放西伯利亚、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心存疑虑。在化石燃料价格不断波动的时代，天然气外交并不稳定。但对莫斯科和北京来说，经济问题不是重点，这事关重新定义权力平衡，坚持主张多极化。塑造 21 世纪秩序的不是现任霸主，而是亚洲的新兴力量和它的盟友。就这样，莫斯科和北京也为 20 世纪画下了新的句点。
参加 2015 年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的宾客名单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在那场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反对轴心国的斗争胜利七十年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正在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重塑欧亚大陆。 5 月 9 日，中国领导人作为贵宾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隆重纪念仪式； 9 月 3 日，普京作为贵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隆重纪念仪式。奥巴马、卡梅伦、奥朗德和默克尔都找借口没有参加。 在 2015 年春，有一位西方领导人指望二战的前盟友能提供支持，他就是陷入困境的希腊左翼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