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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的中心不是亚洲和美国之间的金融，而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金融。事实上，就跨境银行的债权网络而言，在最重要的6个双边联系中，有5个都与欧洲有关。

中国更愿意通过比利时来持有对美国的债权，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用美联储分析师的话说，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金融体系开始作为一个“全球对冲基金”发挥作用，借入短债，发放长贷。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伦敦金融城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成为全球美元离岸融资的主要枢纽。

到了 60 年代，伦敦的欧洲美元账户为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因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金融霸权其实有着复杂的地理因素。就像不能把 iPhone 的生产商简化为硅谷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金融霸权与华尔街画等号。美元霸权是通过一个网络实现的。借助伦敦这个中转站，美元实现了全球化。

英国的自由化不仅开放了英国的市场，而且起到了消除全球监管的作用。跨大西洋的反馈回路推动了两岸监管的放松。

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央行持有如此庞大金额的美元。在对金融市场持乐观态度的背景下，这两国“囤积”美元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是 1997 年金融危机创伤的后遗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欧洲官员并没有寻求限制资本流动，反而推动了进一步的自由化。资本在欧洲的固定汇率体系下自由流动，产生的压力反过来又为那些支持欧洲走向更紧密一体化的人士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美国的批评人士尤其警告说，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不具备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如果人们在面临危机时不愿迁移，那么欧洲将需要一个共同的福利、税收和支出体系，以便使资金从更繁荣的地区流向受到更严重打击的地区。以美国为例，除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还有社会保障、残疾和失业福利等支柱，它们维系着从亚拉巴马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经济的巨大多样性。

在欧元诞生的头十年里，尽管生产力突飞猛进，但德国有一半家庭的工资没有增长。“哈茨四号”降低了失业率，加剧了税前工资的不平等，德国相对于欧洲邻国的工资水平也相应降低。但是，就德国出口商的竞争力而言，“哈茨四号”的影响远没有那么明显。德国企业获得出口订单，靠的不是削减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它具有一个更重要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把生产外包给东欧和南欧。此外，还有 21世纪初全球经济复苏的推动

德国的财政战略还受到更基本因素的推动，那就是选民利益。在两德统一后的二十年里，西德用于重建东德和补贴地方的资金就超过 1 万亿欧元。2005 年至 2006 年，当默克尔的大联盟执政时，西德各州，尤其是富裕的南部各州，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他们被征召参加了一场与东德团结一致的庞大行动。现在，他们已经受够了。对富裕的南部各州来说，对赤字设定上限，是政府的公开承诺，这是为了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将重心从需要帮助、负债累累的东部和北部各州移开。

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人们都认为政客、工人和福利领取者是问题所在，而不是银行或金融市场。

美联储肩负着稳定物价和确保充分就业的双重使命，而欧洲央行只有稳定物价这一个目标。

欧元区危机的背景是债务大幅飙升，但那是私人债务，不是公共债务。欧元区同样迎来了失控的、由市场驱动的信贷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银行为北大西洋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现代金融中，信贷不是受“实体经济”的“基本面”限制的固定金额。它是一个弹性数字，在资产价格上涨时，它很容易在跨国规模的基础上自我扩张。

组建货币联盟涉及许多风险，毫无疑问，欧洲应该制定财政宪法。但是，欧洲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缺乏财政“消防”法规，它的问题是缺少一个金融业的消防部门。在国家构建中，最大的失败不是没能建立财政联盟，而是没能形成应对银行业危机的能力。为了应对高度一体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政府必须有纪律、有行动能力和行动意愿。为了应对欧洲正在酝酿的大规模银行业危机，政府确实需要具备强大的能力。

原来宪法的许多关键条款得以保留。但是， 2005 年的失败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印记，那就是重申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地位至高无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举措来推动联邦一体化。欧洲的政策将不会由布鲁塞尔制定，而是通过政府间的谈判来决定。

尽管欧盟与中东的错综复杂的纠葛保持距离，并拒绝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地缘政治威胁，但是，一场激烈的大国对抗将在欧洲的家门口发生，而且就在世界银行体系开始瓦解之际，这种对抗的确爆发了。 2008 年 8 月，当金融市场迅速走向灾难时，俄罗斯与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开战了。

为了防止卢布急剧升值，与中国央行一样，俄罗斯央行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新印制的卢布大量购买美元，以冲销美元流入的影响。在将美元挤出国内流通之后，莫斯科现在扮演了一个它不太熟悉的角色 —— 美国的实际债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