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张建军，今年三十五岁，是个光棍汉。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就是二十四岁那年娶了邻村的姑娘小娟。她模样俊，心眼好，我们俩蜜里调油，好得跟一个人似的。那时候我觉得，老天爷待我不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可这狗日的老天爷，就见不得人好。
我妈突然就倒下了，医院一纸诊断书——尿毒症，像颗炸雷，把我刚攒起来的那点小家业，连同我对未来的那点念想，炸得粉碎。 家里的积蓄？那才几个钱，扔进医院那个无底洞，连个响儿都听不见。借，腆着脸跟亲戚借，跟乡邻借，就差没跪下来求人了。欠下一屁股债，数字大得我晚上做梦都能吓醒。 可还是没留住我妈。她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都没闭上，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我爸，放心不下我。
我爸呢？一辈子硬朗的庄稼汉子，被我妈的走抽掉了脊梁骨。没熬过三个月，也跟着去了。医生说，是心病。 短短一年，家就没了。爹娘都没了，就剩下我，和一座塌了半边的破房子，还有那一摞摞能把人压死的欠条。
小娟……她哭过，闹过，也咬着牙陪我撑了一段。可这日子太黑了，看不到头。她娘家来人，连拉带劝，到底还是把她接走了。我不怪她，真的，这烂泥潭一样的日子，我没理由拖着她一起陷在里面。
我得还债。 白天，我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做小工，和泥、搬砖、扛水泥，啥脏活累活都干。汗水摔八瓣，就为了那几十块钱。 晚上回来，骨头像散了架，可我不敢睡。我得写。 我上学那会儿，作文写得好，常被老师当范文念。那是我灰扑扑的青春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后来也给省里市里的报纸投过稿，登过几篇豆腐块，挣过几包烟钱。 现在，这笔杆子成了我夜里唯一的捞钱耙子。烟可以不抽，酒可以不喝，但电费不能省。我就着那盏昏黄的白炽灯，趴在爹娘留下的老式写字台上，写我知道的一切——庄稼、黄土、生死、离别。我把心里的苦和憋闷，全揉碎了，兑上点虚构成分，写成小说，写成散文，一篇篇地寄出去。
稿费单子时不时会来一张，不多，三十、五十。每次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张绿色的单子，我都觉得，这债山上，好像终于有了一块小石头，被我抠了下来。 我的目标简单得可怜：活下去，把债还清。至于以后？我不敢想。
(二)
那天下雨了，工地上泥泞得没法干活，队长大手一挥，放假。 我心里反倒有点高兴，这意味着我有一个完整的白天可以用来写作。昨晚那篇关于“雨中抢收”的小说正卡在关键处，感觉来了，挡都挡不住。
我窝在那间又旧又破的老屋里，窗外雨声哗啦，屋里只有钢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我写得入了神，整个世界就只剩下纸上的那些人和事。 正写到主人公在雨地里摔了一跤，满身泥泞时，我家的木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了。
我吓了一跳，抬起头。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撑着一把滴水的花伞，正探进半个身子。 她很年轻，看着也就二十七八岁，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文文静静的，一身书卷气，跟我们这村里的姑娘完全不一样。雨水打湿了她额前的几缕头发，贴在光洁的额头上。
我愣住了，有点慌，赶紧站起来。我这破家，几年也没来个生人，更别说这么体面的姑娘了。 “你……你找谁？”我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身上还穿着沾了泥点子的旧衣裳。
她收起伞，靠在门边，大大方方地走进来，笑了笑，声音很好听：“您是张建军老师吧？” 老师？这称呼让我脸皮发烫。我算哪门子老师。 “我是齐欣，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她自我介绍，语气真诚，“冒昧打扰您了。学校里订了省报和市报，我经常在上面看到您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我有点手足无措，只能干巴巴地回：“瞎写，瞎写的……” “不是瞎写，”她很认真地看着我，眼睛亮亮的，“那篇《黄土爹娘》，我读给我班上的学生听了，好几个孩子都哭了。还有那篇《麦田里的守望》，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绝了。”
她居然能说出我文章的名字和细节，这让我心里猛地一热，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她接着说，语气带上了点不好意思：“我也是学中文的，特别喜欢写作，自己也偷偷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可投出去……都石沉大海了。张老师，我……我今天鼓足勇气来，是想拜您为师，请您辅导我写作，行吗？”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期待，有崇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看着这个突然闯进我灰暗世界的、像一株清新水仙花一样的姑娘，脑子一片空白。辅导她？我这么一个泥腿子，辅导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师？ 窗外的雨声，好像突然小了下去。
(三)
齐欣就这么闯进了我的生活。 她说要拜师，是认真的。几乎每个周末，或者她下午没课的时候，都会骑着那辆小巧的自行车，来到我这间破旧的老屋。
一开始，我极其不自在。她太干净，太明亮，和我这昏暗、杂乱、弥漫着孤独和穷酸气的家格格不入。她坐在我唯一那把还算完整的椅子上，而我只能局促地坐在床沿。 她拿出她写的稿子，厚厚一沓，工工整整的字迹。我磕磕巴巴地给她讲，哪里铺垫不够，哪里对话生硬，哪里情感没到位。我其实不懂什么理论，全凭一点感觉和这些年投稿失败总结的经验。
她听得极其认真，像个小学生，不时点头，拿着笔在本子上记着。 她不止是来学习的。 她第一次来，就皱着小鼻子说：“张老师，您这屋子……有点乱哦。” 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起身，开始动手收拾。把我散落在床上的脏衣服归拢起来，把桌上东倒西歪的书本摞好，拿起角落的扫帚就开始扫地。
我慌得赶紧去拦：“齐老师！使不得！这怎么行！脏！” 她灵活地躲开我的手，笑着说：“劳动最光荣嘛。您给我讲课费心，我干点活，抵学费了。” 她力气不小，动作利落，一看就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第二次来，她直接带来了一块新抹布和一瓶洗洁精，把我那油污遍布的厨房灶台擦得锃亮。 第三次，她看见我堆在盆里的脏衣服（主要是建筑队干活的工装，又脏又臭），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洗。我冲过去抢洗衣盆，脸臊得通红，那盆里还有我的臭袜子和内裤！ “齐老师！这个真不行！这……这太难看了！”我急得语无伦次。 她却不由分说：“有什么难看的？衣服脏了不就是洗的嘛？您别管了，去看稿子！”
清水变得污黑，她白皙的手浸在里面，用力揉搓。那一刻，我看着她的背影，鼻子猛地一酸，赶紧背过身去。 她还会带来一些吃的，有时是几个苹果，有时是一袋刚出炉的包子，说是学校食堂买的，买多了，吃不完。 我心知肚明，那是她的善意和体贴。
我的心，像一口被遗忘了很久的枯井，突然涌进了甘冽的清泉。死寂的生活里，突然有了光，有了温度，有了期待。 我们的话越来越多。从写作聊到读书，从她学校里的趣事聊到我工地上的见闻。我发现，我们竟然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我知道，我完了。 我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她。喜欢她的干净，喜欢她的善良，喜欢她聊起文学时眼里的光，喜欢她为我收拾屋子时那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可我更知道，这他妈的是不可能的！ 我是谁？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穷光蛋，一个在泥地里刨食的建筑小工。 她是谁？镇上的老师，父亲是县教育局长，母亲在县委工作。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我拼尽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这阻碍大得像山。它不在外面，就在我心里，日夜压着我。每次看到她笑，我心里就跟喝了蜜一样甜，但甜过之后，就是无边无际的苦涩和恐慌。
(四)
我知道我不该有非分之想。 我拼命提醒自己：张建军，你是个什么货色，心里要有点数！别害了人家好姑娘！ 她给我洗衣服，我第二天就去镇上买了两个大盆，一下工就把衣服赶紧洗了晾出去，绝不隔夜。 她给我带吃的，我就偷偷省下钱，去买镇上最好的点心，在她来的时候，硬塞给她，说是“回礼”。 她给我收拾屋子，我就提前把家里彻底打扫一遍，虽然破旧，但至少弄得整整齐齐，让她无处下手。
我以为这样就能把她推远一点，守住那条界线。 可感情这东西，它不讲道理啊。 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亮，和我坐得越来越近，聊到开心时，会下意识地拍我的胳膊。每一次触碰，都像电流一样窜遍我全身。
我更玩命地写稿。编辑夸我有灵气，说我近期稿子质量越来越高，透着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只有我知道，那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把对她不敢言说的爱慕、挣扎、卑微和渴望，全都倾注到了文字里。 稿费单子来得更勤了，数额也偶尔能上一百。我把它仔细地收在一个铁盒子里，幻想着，也许，只是也许，如果有一天债还清了，我是不是……能稍微抬起头，看她一眼？
我也更玩命地在建筑队干活。别人休息抽烟，我还在搬砖。包工头都夸我：“建军，你小子最近打鸡血了？想挣钱娶媳妇儿了？” 工友的玩笑话，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娶媳妇？我配吗？
我对齐欣的辅导也更上心了。我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掏出来，帮她分析名家名篇，一遍遍给她修改稿子。她的进步飞快，终于，有一篇散文在市报的副刊上发表了！ 那天，她拿着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跑到我家，兴奋得满脸通红，像个考了一百分的孩子。 “发表了！建军哥！你看！发表了！”她激动地忘了叫“老师”，直接喊了“哥”。 她跳着，笑着，突然张开手臂，拥抱了我一下。
很轻的一个拥抱，一触即分。 我却像被施了定身法，整个人僵在那里，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香味，把我整个人都包裹住了。 那一刻，什么债务，什么差距，什么自卑，全都被我抛到了脑后。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我要她！我要拼尽全力，够到她！
那天她走后，我一夜没睡。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主动一点。 下一个周末，我提前请了半天假，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穿了那件唯一没打补丁的“好”衣服。我去河边挖了她提过一嘴的、喜欢吃的野菜，又去镇上称了半斤她爱吃的桂花糕。 我站在村口等她，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见到她时要说的、带点玩笑又不会太轻浮的话。
我看见她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路尽头，心开始狂跳。 她越来越近，我脸上努力挤出笑容，准备抬手打招呼。 但她的车铃没响，她的速度慢了下来，脸上没有往日的笑容，反而显得心事重重，甚至……有些苍白。
她停在我面前，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张了张嘴，声音干涩： “建军哥……我爸妈……他们知道了。”
(五)
“他们知道了。” 这四个字，像四颗冰冷的钉子，把我刚刚燃起的、那点可怜的勇气和希望，狠狠地钉死在原地。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举到一半的手，尴尬地缩了回来，手里的野菜和桂花糕，突然变得无比沉重。 “知……知道什么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
齐欣低下头，手指绞着自行车把套：“知道……我老是来找你。知道我们……走得很近。”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不知道谁传到他们耳朵里的，说得很难听……说我看上了一个穷鬼，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泥腿子，不自爱，丢尽了家里的脸……”
难听？还能有多难听？我心里苦笑，他们说的，不就是事实吗？ “昨晚，家里吵翻天了。”齐欣抬起头，眼睛是红的，显然哭过，“我爸拍了桌子，说我要是再敢来找你，就打断我的腿，把我调去最偏远的村小。我妈……我妈气得心脏病都快犯了，哭着求我，说他们家丢不起这个人……”
风吹过，路边的杨树叶哗哗作响，像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 我所有的排练，所有的勇气，在她通红的眼眶和这些话面前，碎成了齑粉。现实像一桶冰水，兜头盖脸地浇下来，冷得我牙齿都在打颤。
“那……那你……”我喉咙发干，问不出口。我问什么呢？问她怎么选？问她敢不敢为了我跟家里决裂？我有什么资格问？
“我不知道，建军哥，我真的不知道……”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我跟他们吵，我说你有才华，人好，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他们根本不听！他们说写作能当饭吃吗？说那些稿费还不够你塞牙缝的！说你要是真男人，就不该来招惹我……”
她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戳在我心上。疼，但却无法反驳。 是啊，我凭什么招惹她？我拿什么给她未来？靠我那几十块钱的稿费？还是靠建筑队一天八十块的工钱？去对抗她当局长的父亲，在县委工作的母亲？
我把手里的野菜和桂花糕，默默递给她。 她看着，眼泪流得更凶了，没有接。 “对不起，建军哥……我……我今天不能去你那儿了。我得回家……我妈还在生气……”她哽咽着，调转自行车头，甚至不敢再看我一眼，骑上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尘土飞扬的路的尽头。 手里的野菜，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那是我一大早去河边精心挖的。桂花糕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一点温热。 它们此刻都在无声地讽刺着我。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那间刚刚被我希望填满的老屋，又变回了原来那个冰冷、破败的囚笼。 完了。刚刚看到一点光，立刻就被掐灭了。而且，是以这种最羞辱、最现实的方式。
(六)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工地上，我机械地干活，不说话，不休息，仿佛只有肉体上的极度疲惫，才能麻痹心里的疼。 晚上，我对着稿纸发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盏昏黄的灯，照着的仿佛是一片荒漠。
齐欣没再来。她的自行车铃声，她推门时带来的那股清风，她说话的声音，都消失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沉进冰冷的淤泥里。这才是本该属于我的结局，不是吗？那几周的温暖和光亮，不过是一场奢侈的梦，现在，梦醒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那天下午收工早，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腿往回走。路过村口小卖部，那个平时最爱嚼舌根的老板娘突然叫住我。 “建军！有你的信！县里来的！” 县里？我心里一咯噔。除了齐欣，县里谁还会给我写信？难道是……她父母？警告信？ 我的心跳又开始失控，是恐惧，却又夹杂着一丝卑劣的期待。
我几乎是抢过那封信。信封很普通，落款是“县教育局”。 手抖得厉害，我撕了好几次才撕开信封。 里面不是信纸，而是一张折叠起来的、带着红色抬头的——文件？
我展开一看，顶头一行大字：“关于举办全县‘新时代·新风貌’基层文学征文大赛的通知”。 我的心一下子落空了，随即又提了起来。征文？ 我快速往下看，主办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文联……奖金设置：一等奖一名，奖金五千元；二等奖两名，奖金各两千元；三等奖五名，奖金各一千元……
五千元！ 这个数字像道闪电劈中了我！我得在建筑队干多久？得写多少篇稿子？这几乎是我小半年才能挣到的钱！ 如果……如果我能拿到一等奖……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虽然我知道很难，全县那么多能人，但这至少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稍微挺直一点腰杆的机会！一个或许……能让我有点底气去面对她父母的机会！
对！投稿！我必须参加！我要拿一等奖！ 那股熄灭了的火，仿佛又被这点奖金和渺茫的希望给点燃了。我捏着那份通知，像捏着一根救命稻草，飞奔回家。
我一头扎进写作里，比任何时候都要疯狂。我以我和齐欣的故事为原型，写挣扎，写卑微，写光，写阻碍，写一个男人在黄土和梦想之间的撕裂与坚持。我把所有的情感，所有的绝望和希望，都倾注了进去。 稿子写完，修改了无数遍，我用最工整的字迹誊写好，郑重地寄往了征文办。
寄出去之后，就是焦灼的等待。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没有任何消息。 那点燃起的火苗，又在时间的流逝里，慢慢黯淡下去。也许，我只是在痴人说梦。全县的比赛，高手如云，我算老几？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那天，我正在工地上扛水泥，包工头拿着他的破锣手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张建军！电话！县里来的！” 县里？！ 我扔下水泥袋，冲过去接过电话，手抖得几乎握不住。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严肃的男声： “是张建军同志吗？这里是县教育局。你的征文《微光》获得了本次大赛一等奖。本周五上午九点，在县委礼堂举行颁奖仪式，请准时参加。另外，颁奖后，县委领导和教育局的齐局长，想单独跟你谈一谈。”
一等奖！五千块！ 巨大的喜悦瞬间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差点对着电话喊出来！ 但下一秒，那句“教育局的齐局长”像一颗冰弹，精准地命中了我发热的脑袋。 齐欣的父亲？ 他要找我……谈一谈？ 谈什么？
(七)
去，还是不去？ 奖金五千元，对我而言是巨款，能还掉很大一笔债。这份荣誉，更是我从未想过能拥有的。 但齐局长……他找我，绝不仅仅是颁奖和谈文学。我几乎能预感到那是一场“鸿门宴”。
恐惧攫住了我。我想退缩。我把头埋进黄土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是不是更安全？ 可一想到齐欣通红的眼睛，想到她说的“我不知道，建军哥”，想到她为我洗衣服时那双浸在冷水里的手…… 我不能永远当个缩头乌龟！就算结果是羞辱，我也得去面对！至少，我拿到了一等奖，我不是他们口中一无是处的废物！
周五，我翻出了压箱底、只有过年才穿的那件衬衫，虽然洗得发白，但熨得平整。头发仔细梳过，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走进县委礼堂，我看着周围衣冠楚楚的人们，感觉自己像个误入豪华宴会的乞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颁奖仪式很隆重。念到我名字时，我同手同脚地走上台。下面掌声雷动，闪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我从一位县领导手里接过那个写着“五千元”的巨大红色牌子，手抖得厉害。
台下，我看到了齐局长。他就坐在第一排，面色严肃，看不出喜怒。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像一道冰冷的探照灯。 仪式结束后，一个工作人员引着我，走向后台的一间小会议室。 “深呼吸，张建军。”我对自己说，“你凭本事拿的奖，你不偷不抢，没什么好怕的。”
推开门。小会议室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刚才给我颁奖的县委领导（后来我知道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另一个，就是齐局长。 他比台上看起来更威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目光锐利，上下打量着我。
“小张同志，坐。”副部长很和蔼，笑着让我坐下，“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真情实感，打动人心啊！” 我僵硬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挺直腰板。 齐局长没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是我那篇获奖文章的打印稿。
“张建军，”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听说你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 我点点头，喉咙发干：“是……是的，局长。” “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他话锋一转，目光如炬地盯着我，“但是，文学创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和纯粹的心态。听说你家里情况比较困难，还欠了不少外债？”
我的心猛地一沉。来了。 “是……是的。”我无法否认。 “一边要忙于生计，一边还要搞创作，很不容易吧？”他身体微微前倾，带来的压迫感更强了，“我们爱才，也惜才。局里研究了一下，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
他看了一眼副部长，副部长接过话头，笑容可掬：“是啊，小张。县印刷厂缺个宣传干事，虽然是工人编制，但工作清闲，稳定，收入也比你现在强很多。更关键的是，有时间让你专心写作。我们觉得，你很合适。” 印刷厂？宣传干事？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工作！
但我还没被这馅饼砸晕。我看着齐局长那双看不出情绪的眼睛，瞬间明白了。 这不是赏识。这是交易。用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换我彻底离开他女儿的视线。把我安排进印刷厂，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更好控制。从此，我和齐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再无可能。
巨大的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们还是看不起我。他们觉得，用一份工作，就能轻易地买断我的感情，我的尊严。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
副部长还在说：“怎么样，小张？这个机会很难得。齐局长可是为你说了不少好话啊。” 齐局长淡淡地补充了一句：“男人，尤其是搞创作的男人，还是要以事业前途为重。有了稳定的事业，才能谈其他，不是吗？”
房间里安静下来。他们都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等待我感恩戴德地接受这份“施舍”，然后识趣地滚出他们女儿的生活。 我看着桌上那张写着五千元的红色牌子，又看向齐局长那双掌控一切的眼睛。
血液冲上了我的头顶。 我慢慢地、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的声音不至于发抖： “谢谢领导的好意。但是，印刷厂的工作，我不去。”
(八)
两个字，清晰地回荡在安静的会议室里。 齐局长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像是蒙上了一层寒霜。副部长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显然没料到我会拒绝。 “你说什么？”齐局长的声音冷得能掉下冰渣。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迎上他的目光。腿在发抖，但声音稳了一些： “我说，谢谢领导，但我不去。” “为什么？”齐局长的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和压抑的怒火，“你知道多少人挤破头想要这个岗位吗？张建军，你不要不识抬举！”
“我知道这是好工作。”我挺直了脊梁，感觉那股一直压着我的大山，似乎被我撬动了一角，“但我不能去。我欠的债，我能靠我的手和我的笔还清。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更久，但那是我自己的事。我写文章获奖，是因为我写得足够好，不是因为别的。如果今天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那我成什么了？我这辈子，在您面前，在……在任何人面前，都再也直不起腰了。”
我拿起桌上那个写着五千元奖金的红色牌子，紧紧抱在怀里，仿佛它能给我力量。 “这笔奖金，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拿得心安理得。我会用它去还债。剩下的，我会继续写，继续挣。” 我看向齐局长，一字一句地说：“我和齐欣老师，是正常的交往。她欣赏我的文章，我佩服她的认真。我们是平等的。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我不会因为穷，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更不会用我的感情和尊严，去换一个所谓的前途。”
说完这些话，我整个后背都湿透了。但我心里，却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畅快！ 我没再看他们的脸色，对着他们微微鞠了一躬：“感谢领导颁奖。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但我却觉得无比明亮。 我知道，我彻底得罪了齐局长，我和齐欣，可能真的再也没有一丝可能了。 但我不后悔。
我刚走出县委大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带着哭腔、又急又喜的声音： “建军哥！” 我猛地回头。 只见齐欣从旁边一棵大树后跑了出来，脸上满是泪水，却又在灿烂地笑着。她显然一直在外面等着。
她跑到我面前，气喘吁吁，眼睛亮得惊人：“你……你刚才说的，我都……我都偷偷听到了！” 我一愣。 她不管不顾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又哭又笑：“你说得对！我们就是平等的！我爸他……他太过分了！你没要那个工作，真好！真好！”
原来，她一直担心我，偷偷溜过来，躲在会议室外面。 我看着她又哭又笑的样子，看着她还抓着我胳膊的手，心里那座冰封的大山，轰然倒塌了一角。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前路当然依旧艰难。债务还在，差距还在，她家庭的反对必然会更加强烈。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抱紧了怀里的奖金牌，感受着它的分量。 至少，我用我的方式，进行了反击。我守住了我的纸，我的笔，和我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写作者的微光与尊严。
至于以后？ 我和她对视着，从她泪光闪烁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决心。 以后，就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吧。
（后记）
后来，我去了市作协，和齐欣结了婚。老丈人至今见我都板着脸，但每次喝酒都会嘟囔:“妈的，当年真是看走眼了...”
有次我听见齐欣悄悄问她爸:“爸，当年要是建军真接受了那份工作，您会怎么看?”
老局长哼了一声，抿了一口酒:“那说明他骨头不够硬，配不上你。还好这头犟驴...没让我彻底看走眼。”灯光下，他脸上的皱纹似乎舒展了些许。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