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从《红楼梦》刘姥姥这一提纲挈领式人物出发，据刘姥姥二进贾府事件探讨以刘姥姥为代表的乡野草根、粗陋鄙俗之人与以贾府为代表的豪门权贵、诗礼大雅之族间相产生的俗与雅的交流与碰撞。
从刘姥姥一进贾府的“打秋风”到二进贾府的知恩图报，由“荠豆之微”之人穿针引钱，于细微之处观照村野下层农民阶级与上层封建贵族阶级的交流与碰撞，于各色矛盾冲突之中窥见大俗与大雅，于不动声色之中预见簪缨之家的荣辱兴衰。
曹公用他的如椽巨笔，绘制了《红楼梦》中大大小小数百位有名有姓之人，上至贾母贾政等家长式人物，下至焦大赖升等卑微之流，其中金陵十二钗最浓墨重彩，然如乡野农妇刘姥姥之辈亦不赖，均各具风采，于花柳繁华、诗礼簪缨之族铺开叙述，呈现家国盛衰。曹公丝毫不吝笔墨，在前八十回中，于第六回叙述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于三十九至四十二回叙述二进荣国府，前者是为“打秋风”，乞求救济，后者是为不忘恩情，知恩图报。
这一“荠豆之微”的乡野草根式小人物，因其身份举止突兀，与荣国府世家大族的背景极不协调，故在两次进荣国府时与荣国府各色人等之间在各方面产生交流碰撞，展现一幅另类的大俗与大雅交汇、对峙的红楼图景。而这些粗俗与高雅的碰撞，在很大程度上对彰显小说宏旨起到一以贯之的重要作用，刘姥姥作为衬托贾府命运的镜像式人物，实为不可小视。
一、 家世地位的碰撞
刘姥姥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露面出场。她身出贫寒，务农为业，家道艰难。又是积年寡妇，无儿无女，老境凄凉。她处在农业文明社会，深受农民文化的影响，被上层阶级压制，作为村野农妇的刘姥姥，地位卑微，保持着一种极为粗糙的生活状态，春耕秋收，勤劳淳朴。
她周身体现的是农民阶级比较原始的朴实和鄙俗之气，她是《红楼梦》中一位与昌盛荣华的贾府呈对立面的镜像式人物，代表着一种型态粗俗鄙陋的俗文化，与以贾府为代表的源远流长精巧别致的雅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在交流与碰撞之中，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使小说富有雅俗共赏之意趣。
刘姥姥因年岁歉收，冬事未办，家境无着落，迫不得已，舍出老脸携着外孙板儿至荣国府乞求周济，“揩点油水”。那时荣国府正处于荣盛时期，世袭的豪门权贵，上至元春为妃，下至丫鬟小子，都讲求仪礼，注重琴棋书画，实为诗礼簪缨之家。正如刘姥姥对王熙凤所说，“您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接济刘姥姥的小钱，对于荣国府万贯金银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刘姥姥找王熙凤告难时的小心、拘谨，“坐不是，站不是，藏没处藏，躲没处躲”，“未开口先红了脸”，刘姥姥此刻面对的是荣国府的实际大管家凤姐，在凤姐威风高傲气质的衬托之下，曹公传神地刻画出了刘姥姥作为穷人家攀附富贵亲戚的畏缩、不自在与矛盾的心理状态，这与她出身贫寒家世，作为下层劳动人民卑贱地位是紧密相关的。刘姥姥讨钱周济时粗鄙的语言行动完全符合她贫穷的家世地位。
而凤姐却假惺惺地埋怨刘姥姥嫌弃远方亲戚，“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厌弃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呢，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这两种贫富悬殊的家世地位，清贫衰颓的农家生活与荣国府穷奢极侈、养尊处优、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剧烈冲突，让农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产生矛盾，俗文化与雅文化充分交织、碰撞，体现红楼文化的多元性。
二、 仪止礼制的碰撞
刘姥姥与第三十九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再次出场。这一次，刘姥姥携着外孙板儿，带着满口袋的枣子倭瓜野菜，为的是“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这个吃个野意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为报上次救济之恩，刘姥姥趁丰收急忙赶来道谢，可见其善良淳朴，她的节俭朴素、感恩图报之心与早年受过贾府恩惠的贾雨村等人虚伪狡猾、忘恩负义落井下石之举形成鲜明对照，从而产生浓烈的反讽意味。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次进荣国府时，这位乡野农妇，层出不穷闹出不少笑话，被荣国府众人当做帮闲凑趣的笑料，粗鄙庸俗之气展露无遗，达到令人哭笑不得的喜剧效果。刘姥姥成为贾母等人的座上之宾，拙笨的动作，粗俗的语言，憨态可掬，趣话连篇，众人都拿她取笑玩儿。从“大火烧了毛毛虫”的俗语到“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乡野庸俗之气尽显。以及她用箸子夹鸽子蛋的拙态，实被荣国府众人当为“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的篾片相公”了，她的憨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又因喝酒失态，手舞足蹈，被黛玉讽为“当日舜了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她的丑态跃然纸上。刘姥姥在酒席间洋相百出，因乡下农妇见识短浅，看什么都新鲜好奇的缘故，闹了不少笑话，她笨拙淳朴的仪态举止，无知浅俗的状态，与荣国府众人处处讲究礼仪，注重形态又形成强烈的反差，粗俗的乡野味儿与高雅的贾府气氛产生冲突，显得极不协调。这里就呈现了俗文化与雅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红楼梦》极少描写到人们的方便，而对刘姥姥方便的描写，“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便是对于刘姥姥酒后失态的生动刻画，显得富有生活气息，更添了人情味儿。刘姥姥醉后误入怡红院，“鼾齁如雷”“只闻见酒屁臭气”“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丑态尽出，从这些细腻的描写中可窥见，刘姥姥作为农妇，缺失仪态礼制的教化，这与荣国符诗书礼仪之家的大氛围相悖，不免让荣国府众人对其产生厌恶之心。这正是农民阶级的俗与封建贵族阶级的雅之间不可调和的茅盾冲突的表现。
三、 信仰态度的碰撞
刘姥姥对于佛的信仰，与贾府中栊翠庵佛门修行之人妙玉又有所不同。两人对于佛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感悟大相径庭。妙玉是苏州请来的道行高深的佛门中人，性格乖僻孤傲，以“畸人”“槛外人”自称，自认为维持着一种高雅的情致，实则不然，妙玉对于佛门终生平等观念，积德行善实则领悟得还不够通透。
妙玉嫌弃刘姥姥来自乡野，俗不可耐，就意欲扔了刘姥姥喝过的茶杯，这时连贾宝玉都劝其“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吧，她买了也可度日，你道可使得？”可见，贾宝玉都有怜贫惜弱之心，而妙玉身为佛门之人却未意识到佛法倡导的慈悲为怀，终生平等精神。她自命清高，自诩高雅，摒弃世俗的后果，就是逃不过最后由空门却误入红尘的凄惨命运。
而被妙玉视为俗人的刘姥姥则表现得极为不同，她对于佛祖，是有着极其虔诚的敬仰的。从她对众人说的“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面对“省亲别墅”误以为是庙堂时忙忙地磕头谢恩，深刻体现了刘姥姥作为农村人在贫困无助的生存环境下对佛法的心灵寄托，对佛祖发自内心地尊重和虔诚的信仰。
刘姥姥和妙玉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态度对比，呈现农民阶级的俗文化，这却不是俗不可耐，而是俗得合情合理。而妙玉所谓的雅，却抵不上刘姥姥的这种俗。在这里，俗与雅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讽刺了以荣国府为代表的的封建贵族阶级缩影的奢靡之气与附庸风雅，又暗暗揭示了贵族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刘姥姥的信佛，又在凤姐害病，正难受之时得到体现。刘姥姥嘴里鼓捣了几句，凤姐就感到好些了，体现刘姥姥深信佛法，认为佛能普度众生，带给人平安喜乐。
除在对于佛的信仰之外，刘姥姥的俗与黛玉的雅也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碰撞。刘姥姥是代表传统俗文化的守护者，是充满现实与仁义的化身，而黛玉是代表新兴雅文化的先声。黛玉对旧俗的文化始终是疏离和叛逆的，这在黛玉葬花一段中得到体现。黛玉荷锄葬花，怜惜满地落花的命运，她倡导“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生存理念，认为落花埋葬时也不能被弄脏了，因此用丝巾将残花包裹好了之后才忍心用泥土掩埋。
而刘姥姥则不同，在与贾母等人行牙牌令只是，刘姥姥只是粗俗地随口说了声“花儿落了结了个大倭瓜”，刘姥姥作为积古的老人，年迈的寡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遍阅人生沧桑，坦然乐观接受人生困境，遵从现实主义处事原则，她有的只有现世的生存之道，没有黛玉“采菊东篱下”般高雅的精神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俗与雅的碰撞。
四、 结语
刘姥姥二进贾府，以她重要的镜像人物身份透视了贾府的荣辱兴衰。透过这位乡野农妇的所遇所闻，描摹她在二进贾府过程中各种俗与雅的交织碰撞，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尽现实冷酷萧杀，人生冷暖无常，平民的清贫无依与贵族的豪奢挥霍，预见并证实了贾府必将衰败的悲惨命运，从而揭示农民阶级的俗与贵族阶级的雅始终是一股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俗与雅的交织、冲突，使得广阔的社会图景于贾府一个家族中得以呈现，于细微之处演绎芸芸众生世间百态。正因如此，才让这部旷世巨作有着雅俗共赏的惊人魅力。这俗与雅的交织碰撞，使曹公谱写出了红楼画卷百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