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背景下如何做好青少年保护？

——兼议阅读的理由

人为什么要阅读？

曹文轩给出了一个答案：人生而有限，不能事事亲历，阅读可以让人“只需坐在家中，或案前，或榻上，或瓜棚豆架之下，便可走出可怜的生活圈栏，而进入—个无边疆域”。这个回答谈的是阅读对一个人见识增长方面的作用。显然，阅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阅读首先是一种工具。对于任何学科而言，最基础的工作便是阅读。从大部头的教科书到浩如烟海的文献无一不需要阅读这个工具来奠定基础。再次一点，任何人都能通过阅读这个工具或多或少获得一些东西。这个工具实际上是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吸收信息，所以可以说阅读是一种获取信息的工具。

阅读其次是一种能力。在我们的教育阶段没有哪一门学科会教授关于“学习阅读”这样的课程，这似乎是一种事先的假定——假定在展开学科研究前就已经掌握了这项能力。如果把“识字”的速度和多少作为评价是否会阅读的标准的话，这个假设显然成立。但将“会不会阅读”和“会不会驾驶机动车”这两个议题放在一起比较，就不难发现评价“会不会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在于是否通过了机动车驾驶资格考试——在这个考试中驾驶人必须通过对机动车基本构造、具体操作、以及道路行驶等内容进行学习和考核，而前者则无标准。学会了驾驶机动车，人就可以掌控其方向和速度，学会了阅读，人也就掌握了如何获取信息、整合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本质上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种能力的习得，可是在阅读能力的习得上，我们显然是没有标准的，以至于每个识字的人都可以说自己“会阅读”。当然我们在谈“阅读能力”时，仍然需要强调它只是一种工具，强调阅读能力实际上在强调如何更恰当更高效地使用好这个工具。

阅读还是一种精神活动。“读书并非为了某种单纯的快乐，他必须多多少少伴随着某种精神方面的紧张。”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斋藤孝在《阅读的力量》一书中写道这样一句话。较前述两点这显然又深入了些。“某种精神的紧张”已经超越了阅读作为基础工具的效能，精神活动的发生是读者和作者心灵与心灵的面对面，阅读的最佳效果也产生于此——阅读对人心灵的改变和塑造。

综上，阅读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再来看我们目前的状况：“手不释卷”早早地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浪潮中被“手不释机”取代，当然这是现代人共同面临的情况。新兴技术无疑对传统阅读模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冲击，“数字化阅读”的普遍性和广泛性无疑宣示着新媒体的胜利。那么，作为终端的读者，如何应对市场提供给我们的“消费品”呢？我想有必要在此先对传统和新兴阅读模式做个简要的比较。

传统阅读模式，即纸媒为载体的阅读模式。在这种阅读模式下，数字化阅读在信息广度和获取的便捷度以及时效性方面要比传统阅读模式优秀得多，甚至于我们应该感谢数字化阅读带给我们史无前例的信息大爆炸。但在一切便利背后，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新媒体这把双刃剑的弊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目前网络资讯稂莠不齐，在开放的网络大环境下缺乏对青少年保护的机制。鉴于部分网络信息对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否需要对资讯提供者提供的内容进行规范？此外，手机普及“全民阅读”浪潮掀起后，对于市场提供给终端用户的阅读内容的质量是否应该进行把关？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新技术领域下“书报审查制度合法性”与青少年保护之间的问题。从法律上看，自由作为法的最高价值之一，限制媒体自由无疑违背了法的精神；但是青少年作为特殊的群体必须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予以保护。这是两个法益之间的冲突：媒体自由和青少年保护哪一个更具有优位？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媒体自由是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但是对青少年有特殊保护，因此在两个法益的权衡中，倾向于保护青少年。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在于对于法益的权衡具有现实性的考量。在新媒体乱象中，或许我们也需要这种法益的选择，在媒体行业从制度上进行规范，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必须设立一个底线来防范媒体行业失序的可能。其次，行业自律。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媒体从业者的门槛，任何一个使用移动PC的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自媒体近来显现的乱象已经将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行业需要自律，媒体行业决不能屡屡刷低道德底线，在逐利的市场态势下始终要坚守媒体人的信念，不被资本带着走，丧失话语权，独立性。

在外界因素不可控的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读者。作为信息接受者的同时我们仍然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发挥。但是必须承认一点，这是对读者群体做出的过高期待，是对大范围内不具有理性思辨或者辨别能力不强的读者群体的忽略。

最后，有必要回归到阅读本身。 不管是作为工具、能力还是精神活动的阅读，在传统阅读模式逐渐式微的境况下，在对阅读做出新的定义之前，再次思考阅读的目的可能比较重要。

“所有的阅读，终归要回到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