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岁月荏苒，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对那些爱好写作的日子，我至今还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时，对于我来说，文学写作，就是我的宗教。那些日子里，我之所以以宗教般的虔诚酷爱文学写作，一方面是自己从小学就喜欢读小说，秉性使然，另一方面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热”的黄金年代，网络、电视等媒体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社会上、学校里有许多人在狂热地爱着文学，作家很受尊敬和崇拜，各地的文学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起来。
笔 名
我至今还深深地记得给自己取笔名时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
那时，我在离家十里之遥的小镇上读初中。那是腊月里一个寒冷而又阴沉的周日，为了备足下一周的食粮，我从学校步行着回到家里。
下午，准备返校时，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我想等雪停了后再回校，可是，眼巴巴地一直等到傍晚，大雪依然搓棉扯絮般地下个不停。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新课，我不顾母亲的劝留，还是头顶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冒着凛冽的西北风，脚下踏着厚厚的积雪，带上自己一周的饭菜：右肩上背着一大包袱地瓜面煎饼，左手中提着满满一大罐头瓶子芥菜丝咸菜，踏上了返校的路途。
黄昏时分，一个人寂寞地踽踽独行在茫茫雪野中的丘岭小径上，远处，跌宕的群山、稀疏的寒林、无垠的的田野，都笼罩在了一片茫茫苍苍的银色世界里，我有些孤寂，也有点害怕，就想强迫自己用想心事来摆脱那种恐慌的心理。于是，就一边走，一边漫无边际地想，蓦然，那个灼热的念头又强烈地攫住了我的心：那一段时间，小说读得多了，我萌生了想当作家的梦，老想着给自己取个笔名，又怕从来就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我，如果给自己取了笔名，别人会嘲笑的。那时，这种复杂的矛盾心理经常困扰着我，但取笔名的想法更是时常强烈地萦绕在我心头。
黄昏中，望着茫茫的雪野和眼前这飘飘洒洒的雪花，此情此景，使我油然联想起了许多关于吟咏雪的诗句。我想，我就以眼前的雪为主题，给自己取笔名。“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诗句，现在，我也算是个“风雪夜归人”，那就叫“夜归人”吧，觉着不妥；又想到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就叫“雪霏”吧，有点女性化，也不妥；“空中撒盐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那就叫“柳雪”吧，也太女性化。我又想了好多笔名，但都觉得不满意而被自己一一否定了。
后来，我突然想到了那时刚在《辽宁青年》上看过一篇关于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及其“解冻文学”的介绍，我想，现在虽然是冰天雪地的寒冬季节，我的文学梦总该有解冻的时候吧，就叫“寒冬”吧，何况英国诗人雪莱也说过：如果冬天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
我想，这是个非常有寓意有期待的笔名。我对给自己取的这个笔名感到十分得意，兴奋得心跳加快，手脚出汗，面颊耳根都有些发烧。虽然天快黑了，周围凛冽的西北风还不时地在我耳畔打着尖厉的呼哨或者猛烈地掀起了我的棉衣一角，头上、身上也落满了雪花，粘在棉鞋上的积雪已完全融化，雪水渗湿了棉鞋，那种强烈的兴奋使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和恐慌了。
回到学校时，教室里的汽灯早已点亮了（那时学校里的电不正常，说停就停，停电之后，教室里就用那种烧汽油的汽灯），同班的同学们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我拿出日记，为提防同桌看到，小心翼翼地用手遮挡住日记的一边，悄悄地把这个笔名及来历写在了日记上，并下定了将来当作家这个志愿。
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投稿，是初三时的寒假之后。那时，由于我们是毕业班，面临升学考试，功课紧，学校要求过完年后正月初六准时到校。开学那天，碰巧老天也刚下过一场大雪，走进校园时，看见穿着像农民一样普通、带着黑框老花眼镜的老校长，正带领着一群住校的教职员工，拿着铁锨和扫帚清扫着校园路上的积雪，我有些感动，灵机一动，灵感来临，这不是一个很好写作题材吗？于是，就写了一篇题为《情满校园路》二三百字的小通讯，署上了“寒冬”这个笔名，装进信封后，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它投向了县城的广播站。
大约过了三个月，我到学校图书室借阅图书时，看见图书室门外左侧靠近地面的墙基石上竖起了一块小黑板，上面的通知用白色的粉笔写道：寒冬同学，请到图书室领汇款单。
当图书室那位脸庞清瘦、戴着黑边眼镜的中年女老师把汇款单递给我时，有些不解问我说：你就叫寒冬啊，通知已经在门外放了一个多星期了，你怎么不来领？
我说，我没看到。我接过汇款单一看，是县广播站汇来的，说稿件已被采用，在全县的小喇叭里已经广播了，稿费是一元。
那时，对于发表在县广播站的这篇小通讯，我虽然很高兴，但又我想，这不过是篇广播稿而已，还不是我的处女作，我要争取以铅字的形式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一篇我的处女作。
处女作
自从有了笔名，我养成了天天坚持写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在初三面临升学考试、功课特别繁重的时候，我已没放弃。夜里十点半，学校的熄灯铃响了之后，我和其他同学就在教室里点着蜡烛加班学习到十二点左右，学完习后再写日记。有几次，站在课桌上的蜡烛没有放牢，蜡烛歪倒后，正燃烧着的烛液就倾倒在日记本上，以至于把日记本的封皮烧焦了，留下黑糊糊的一片，更令人痛惜的是把我刚买的一本红胶皮封面的《文学写作手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靠近封皮的一侧书脊烧破了（此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橱里）。初中毕业时，我已写了满满当当十几本日记。与此同时，我还省吃俭用地把节俭的钱买名著，我还坚持阅读当时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的小说，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路遥的《人生》，柯云路的《新星》、《夜与昼》，彭建明的《那人，那山，那狗》，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郑义的《老井》等作品，还有《当代》《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选刊》《收获》《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升入了母校的高中。那时，“处女作”一词在学校里提得比较响，使用频率也比较高。许多爱好文学的学生都十分渴望发表一篇（或一首）有影响力的处女作。而那时，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更不是小说，而是一篇1000多字的日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的处女作，但我认为它是我的处女作。
高一下学期的一个细雨濛濛的星期天，当我把初三毕业时写的一篇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工整地誊在稿纸上后，徒步来到镇上的邮电局，怀着羞涩的心情、第一次悄悄地把自己的作品投到了邮箱里后，也没去想它能否发表，就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
没想到那年的暑假后开学时，班主任孟老师通知我到收发室去领汇款单和刊物——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寄出的那篇日记居然被山西日报社主办的《青少年日记》编辑部采用了，编辑部还给我寄来了１０元钱的稿酬和一本《青少年日记》（1987年第7期）样刊。样刊里赫然刊登着我的那篇1000多字的日记和一个叫灿然的编辑老师的对写篇日记写了半页点评。
那篇日记里记述的事情是这样的：初三时，我们19级2班来了个年龄较大、个头不高的插班生，名叫吴启标，是班主任孟老师的亲戚，原本是县针织厂的一名青年工人，因为爱好画画，想考艺校，但文化课太差，于是，就停了工作请假来到我们班补习，由于我的成绩较好，孟老师让我和他做同桌，以便帮他补习功课；同时还安排他住在我们宿舍里，和班里的公维旭同学做上下铺。恰巧，就在他在我们学校学习期间，他所在的县针织厂的仓库被盗，公安局为尽快破案，严查厂里的出外人员，吴启标也在被查之列。
当县公安局那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头戴大盖帽、身材魁梧的公安员把那辆黄绿色的三轮摩托车停靠在学校教导处门前的那棵粗大的白杨树树身上，径直走进校长室兼进教导处后，过了不久，班主任孟老师就让我和公维旭去向他们汇报吴启标的情况。在教导处里，面对两个公安员的讯问，年龄小的公维旭吓得始终不敢抬头；当问到针织厂被盗的那一天，吴是否在学校时，公维旭一直低着头无言以对；他们又问我时，我说，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记不清了，但我有记的日记。我请求回教室拿日记时，他们应允了。拿回日记后，我翻到那天的日记，指给他们看：某日：早晨.我和吴在校园的小河南边背课文；晚上，打了熄灯铃后，我和吴在教室点着蜡烛做数学题。两位公安员看到吴没有作案的时间和嫌疑，不久，便骑上三轮摩托车回县城去了。
这看似流水账一样的日记，却无意中解除了吴盗窃的嫌疑，也给公维旭解了围。吴听说这件事后，很是感动，为了表示谢意，他特意画了一幅墨竹图，裱了以后送给我。
第一次向报刊投稿，出乎意料的成功，令我欣喜若狂而又激动不已。那时，我兴奋得两三个夜晚没有睡好觉，从此，便更加痴迷地爱上了写作。
文学社
高一下学期，学校进行文理科分班时，我进了文科班。和我一同进入高一·文班的还有两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阿义和大胖。
阿义就是现在小有名气的诗人巩兴宏。关于“阿义”这个绰号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高一时，我们刚学过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后，课后的思考和练习中，有一道题要求两个同学以情景对话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合理想象，把革命者夏瑜在监狱中劝说狱卒红眼睛阿义起来起义的内容补出来。
当语文老师让巩兴宏扮作红眼睛阿义、让另一名同学扮作革命者夏瑜站起来对话时，扮作夏瑜的段克学同学声情并茂、义正词严地劝说道：“阿义，满清政府快要垮台了，你不要再为他们卖命了，否则，是没有好下场的”，扮作红眼睛阿义的巩兴宏抬起硕大的脑袋，笑眯眯的看着扮作夏瑜的同学，声音轻柔地答道：“你…你再说，我就打你！”。他那天真的神态，可笑的对话，让人觉得又好玩又滑稽，顿时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此，同学们不再叫他的真名，而喊他“红眼睛阿义”，后来，嫌喊起来麻烦，干脆省去“红眼睛”而直呼“阿义”了。而他呢，好像对这个绰号也并不反对，阿义这个名字就这样在班里叫起来了。
课下的时光，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那是一个暮春的夜晚，下了晚自习后，我们徜徉在校园东边的操场上，酝酿着准备成立文学社。
“咱们就叫‘繁星文学社’吧，这多有诗意呀！是冰心著名的诗，又表明咱们是满天无名的繁星。”大胖仰望着晴朗的夜空中满天的星星，忽有所悟地说。
“我看，不如叫‘金银花文学社’好，我们平邑是闻名全国的金银花之乡，它不畏严寒，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象征着我们的文学社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一直低头沉思的我说道。
“好！就叫这个名”阿义和大胖异口同声地说。
“那么，社刊叫什么名字呢？”我又说道。
“就叫晨露！”。阿义的提名又得到了我和大胖的一直通过。
文学社名和社刊名虽然都早已取好了，但半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社一直没有成立起来。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和阿义照例到学校的阅览室去看书，在《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上看到征集文学社芳名录的消息后，就有意无意地把我们酝酿中的文学社名和社刊名写好后寄去了。
第二年的初春，《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1988年第二期）就给刊登公布了。始料不及的是自文学社名和社刊名公布以后，全国各地中学的文学社团纷纷给我们寄来了信。有的请教办社的经验；有的给我们寄来了社刊，让我们也寄社刊给他们进行交流；有的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社团以寻求资金支持。收到这些来信后，我和阿义们既高兴，又忧愁。高兴得是我们以后以文学社的名义，向一些中学生刊物上投稿可能予以照顾，优先发表；忧愁的是我们徒有虚名，文学社既没成立起来，也没有社刊。班里的同学对此众议论纷纷，有的支持赞扬，有的讽刺打击。支持赞扬的说，我们平邑三中从此在全国的中学生中出了名；讽刺的说，我们班这两个“神经病”，要社团没社团，要社刊没社刊，还想搞什么文学社。
促使我们下决心把文学社办起来的是当时的两个人的来信：一个是四川省营山县“太阳子”诗社的周劲松，另一个是湖南省祁阳三中浯溪文学社的毛梦溪。前者来信邀请我们参加他们举办的“全国性诗歌大赛”并寻求资金赞助；后者来信要我们和他加强联谊和交流。周和毛都是当时的“全国十大中学生诗人”，我们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等刊物上经常看到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在当时的中学生中，名气和影响力很大。
晚自习的时候，我和阿义冒着濛濛细雨，拿着这两封信去高中语文教研室找班主任孟老师。孟老师微笑着对我们说：这两封信我在图书室就看到了，我以为是初中的，结果还是咱们班的，对于你们办文学社，我表示支持，但规模不要大了，由班里出班费，在咱们班办。
当我们说打算要在全校范围内办时，他话题一转说：你们也不要报太大希望了，二中的文学社已经垮了，七中的“青山短笛文学社”可能也停了，语文教研室的孙维彪老师在师专时也办过呀！他们的条件要比你们好多了，有讲师做顾问，他还是编委的，可也没能发表几篇文章；毕业以后，他又办起了“浚河文学社”，聘请县委宣传部的部长做顾问，社员遍及全国各个省市，江南的也有，西藏的也有，他还是副社长兼总编，结果呢？因为没有能发表多少文章，现在也办不下去了。
我们本来是抱着极大的希望来寻求他支持的，结果被他兜头一盆冷水，把我们进门时那股火热的激情一下泼成了冰。我们面无表情地僵在那里，转过神来后，有些生气，就意气用事地说：我们既办文学社，就不怕失败，我们即使不能成为周劲松那样的诗人，但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孟老师又说：我并不是给你们泼冷水，办文学社是很难的。刻板了，印刷了，经费了，还有，关键是你们没那个精力，人家周劲松的功课还挺好，听说北大、清华还要破格录取，而你们呢？考不上大学，弄不好还得回家抗锄头。
面对班主任的打击，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无言以对，生气地走出了孟老师的办公室。出门时，故意用力“砰”地一声把关门上，听到孟老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
外面的小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又一起徘徊在去年给文学社起名时的操场上。还是在同一片操场上，我们酝酿成立文学社时，是满天繁星的春夜，而现在，却是秋雨绵绵的秋夜，而且当初喜欢文学的大胖为了高考，已退出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叹息伤感，有些气馁了，想放弃。
可是，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又陆续收到了湖南东安县第三中学“芳草文学社”等全国各地文学社的几十封联谊信后，我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即使不高考，也要把文学社办起来。
我们决定去找有着丰富办社经验的孙维彪老师。第二天，吃过午饭后，我和阿义来到了孙维彪老师的宿舍，说明来意后，他并没有拒绝。告诉我们说:首先，要取得学校领导的支持；其次，要我们制定章程，然后再把社员组织起来，招收社员时要精一些，便于活动。
听了他的话，我首先拟好了章程，然后，又拟了招收社员的启事，请主管播音的房老师在学校的播音室向全校做了广播，又和阿义抱着全国各地中学的来信和刊登着我们平邑三中的金银花文学社的社名的那期《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去找李校长，李校长看到我们的文学社虽然还没办起来，但已在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声势和影响，就同意并支持我们办文学社，并答应我们，印刷社刊的纸张全部有学校里出，允许我们在学校教导处油印室刻板印刷。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我们的金银花文学社终于成立起来了。当我们的创刊号《晨露》印出来后，发到全校100多个文学社员的手中时，我和阿义激动得有些热泪盈眶了。但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当我到镇上邮电局门旁刻印章的小摊上刻印时，他们不敢给我们刻，说必须得有公安局的介绍信。
没有盖印章，无法给别的文学社回信，但我们又嫌到公安局开介绍信又太麻烦，于是，就私下地做了一个现在想来很荒唐的举动：私刻印章。第二天，我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张从学校去临沂的汽车票（200里地），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临沂市的砚池街一带的刻章的小摊上，花了20元钱刻下了文学社的印章（比平时多花四倍的价格）。拿回印章后，我们一一给我们来信的文学社邮寄了社刊并回了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