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它们的成就为唐代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01古代小说的诞生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其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议论,是与大道相对而言的,它不具有文体的意义,和我要讨论的小说不是一回事。
另一个“说”的意思,有游说的意思,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活动比较厉害,苏秦张仪,很多人都得到了重用。
到了汉代,小说才成为某一类作品的称呼。《汉书·艺文志》著录汉代的图书,把小说家列入了诸子之中,成为诸子十家中的一家。
桓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到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小说就是指那些道听途说的异闻趣事,人们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价值,认为这些记载虽有一定益处,但仍不能和讲述大道理的作品相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仍把小说视为街谈巷语、史家记事的附庸。刘勰说,九流之有小说,犹文辞之有谐隐,“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文心雕龙·谐隐》),但小说的娱乐功能和审美作用也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曹植平生喜爱小说,他初次见到邯郸淳,不仅为他诵赋文章等,又“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
由于受到喜爱,于是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
如果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古代小说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神话和传说。这些作品以虚构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其中有情节、有人物,可以视为古代叙事文学的源头。
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叙事比较复杂的故事,例如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讲述周穆王周游天下以及在西方见王母的故事,已具有小说的特点。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史实叙事的一些精彩片段,特别是一些杂史、传说,都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
汉代是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小说的名称起于汉代,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作品。张衡《西京赋》中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
“虞初”即《虞初周说》,《汉书·艺文志》记载,这部书共有九百四十三篇,颜师古注称,其作者是汉武帝时的方士。可见汉武帝时有大量小说被采集编纂成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有十五家,但如今都已亡佚。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汉代小说,更不见于汉代人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喜爱小说成为风气。这些作品大致分为记载鬼神怪异事物的“志怪小说”和记载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
它们虽有空前的成就,但仍未超出以史记事的范围。不仅轶事小说的记载局限于真实的人物,即便是志怪小说,其中虽多怪异之事,但也是本着据实而录的原则加以记载,并未将它们当成自觉的创作。
作者只是像历史学家一样,只是把它记录下来。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这种性质,限制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使他们始终未能摆脱实录的束缚,从而不能大胆地进行艺术的虚构和生动的描写。
直到唐代,小说才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文学体裁。
02志怪小说的杰作《搜神记》
志怪小说就是记载鬼神怪异之事,可以上溯到《山海经》,《庄子》中提到的《齐谐》也是一部志怪之书。
到了汉代,流行天变灾异之说,不仅民间讲怪异之事,史书中也从阴阳五行、天变灾异的角度记载这类传闻。汉代统治者迷信神仙方士,神仙之说在社会上大为流行,到了汉末,道教兴起,神仙怪异之志更受到大力提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上,又有佛教的流行。加上此时社会动乱,人命危浅,迷信思想更为盛行,人们更为热衷于相信和传播鬼神怪异之事,志怪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出现。
流传下来的,有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任昉的《述异记》等三十余种,其中最有名的是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生活于两晋之际,具体生卒年不详。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曾任著作郎、山阴令、始兴太守、散骑常侍等职。曾著《晋纪》,被称作“良史”。
他编纂的《搜神记》一书,记载了很多“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他在《搜神记序》中自称编此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宣扬鬼神之事为实有。
在此书中,其中有不少写男女爱情的作品,有的写人神相爱的《董永》,人鬼相恋的《谈生》,还有表现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矢志不渝。
如《父喻》写父喻与王道平的相爱,王道平出征九年未归,父喻被逼嫁给别人,“结恨致死”。三年后,王道平归,哭于父喻坟前,父喻复活,二人结为夫妇。
《吴王小女》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夫差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哭于紫玉坟前,与其魂魄相会,入墓中三日三夜,成夫妇之礼。
这类故事,有的后来被改编成了牡丹亭。
这些故事寄寓了人民追求美满爱情的愿望,充满了浪漫色彩。还有一些故事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如《韩凭夫妇》写宋康王强占韩凭妻子,二人双双自杀,坟墓上生出两株梧桐,结成连理。《东海孝妇》写东海孝妇受诬陷,被官府严刑逼供,含冤而死,被杀之后,郡中大旱三年。
还有的作品表现出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如《三王墓》中写了干将莫邪的故事。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
其妻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日:‘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
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
小说情节曲折起伏,人物形象具有豪侠气质,叙事也非常简洁生动,很像一篇文人创作的小说。
《搜神记》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对后来的唐传奇、元明戏曲以及明清的文人小说,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03轶事小说与《世说新语》
轶事小说以记载人物的轶闻琐事为主,又称作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宋武帝刘裕之侄,袭封临川王。他喜爱文学,《世说新语》是他与门下众文士博采群书编纂而成。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行。全书共分千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分类记载。书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名士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有的表现了他们的奢侈、残忍、贪婪和吝啬,如“石崇王恺斗富”、“石崇宴客杀美人劝酒”、“王戎俭吝”等;有的表现了他们的率情任诞;也有的表现了一些值得提倡的好品德。
例如,《世说新语·惑溺》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荀粲与妻子感情深笃,竟至因情而亡。
又如王戎自称:“圣人忘情,最不下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
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而细腻,对外物一往而深情。
同时,他们自己本身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精于审美与品鉴。
同书《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竟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所以,人们欣赏和评价能力也比较高。人们以欣赏的态度赞叹其美,揭示这种美带给人的强烈感受,同时,他们也把审美的目光转向了文学作品,以精采的语言给予清赏品评。
例如同书《文学》载: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鲁迅称此书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世说新语》记言记事都是十分简练传神,体现了当时遗貌取神的审美趣味。
鲁迅称此书“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书中不少片断言简意赅,隽永传神,酷似小品散文。
《世说新语》对后代的笔记小说和散文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的一些故事也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