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與纪要・云南方與纪要)的序文开篇云:“云南，古蜜療之多，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直到清代，正统文人尚且将云南视为蛮療之乡，可知之前的中原民族对云南所知多少以及怀有怎样神秘的想象。司马迁首次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踽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驕者，故楚庄王苗裔也。驕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到公元前329年在位，遣将军庄踽率兵西征，相继征服“巴”和“夜郎”后又征服了以演池为中心的“滇”，正当庄踽率军东归之际，正在崛起的秦国攻略了巴和夜郎，阻断了庄踽归楚的道路。于是，庄驕率众将折回，依靠自己拥有的武力在滇称王。司马迁说庄“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可知庄可能并没有真正使用武力，而是主动改穿当地服装，依从当地习俗，以服从当地文化的姿态来治理滇人。庄来自楚国，可以想象他也因此为当地注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因素。一般认为，“庄踽王滇”即是古滇国的开始。
20世纪在云南的几次大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古滇人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除了数量可观的珠子等装饰品，铸造在青铜器上的立体形象(图164)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古滇人集会、祭祀、人牲、战争、搏击、耕作、纺织、舞蹈等场景，描绘出一个独特的民族以独特的方式运作一个在我们常识之外的社会生活。古滇国吸纳了来自中原腹地、北方草原、西亚印度和东南亚民族的各种文化元素，经历了战国和西汉初期的繁荣期，到汉武帝收归“滇”为益州郡以后的百年间，滇文化逐渐消失泯灭。
古滇国的地域大致围绕现在的昆明湖和紧邻的抚仙湖周边地带，其考古遗址也在这个地理范围之内(图165)。20世纪50年代对普宁石寨山的考古出土了著名的“滇王之印”金质印玺和各种玛瑙珠及金饰，M71号墓出土了由黄金、玛瑙、玉、绿松石等材质制作的各种珠子管子和五色玻璃珠穿系而成的“珠橘”。1972年春，李家山24号墓出土了工艺精湛、造型生动的牛虎铜案，20世纪90年代又出土了战国至汉代的大量文物，M47号墓出土了由数千粒各式珠子穿系成的“珠橘”(图166)。1998年对昆明羊甫头墓的考古出土了大量玛瑙和其他半宝石材料的珠子和小饰件。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古滇国称作“珠子的王国”(图167、图168)，从现有的出土资料看，古滇人的珠子形制丰富、材质独特、数量大而且技艺高超。当中原的佩饰制度和珠子技艺被秦末汉初的大战乱洗劫一空的时候，远在西南的古滇人在他们的铜鼓声中唱着滇歌、舞着干成，以自己的节奏保存了战国时期那种在玛瑙材质上制作出玻璃光的精湛技艺，并将这种后人再没有超越过的抛光工艺保留到了西汉结束。古滇人制作玛瑙和珠子的工艺是否来自那些留在滇国的楚国士兵，我们不得而知，但古滇人最喜欢的材质和最擅长的技艺是玛瑙，几乎所有的玛瑙装饰品都呈现出战国时期那种独特的玻璃光泽“。古滇国常见的制作珠子的材质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此外也使用玉料，是一种当地出产的地方材料，硬度不超过6度，多用来制作一种夸张的手镯。至今仍有“有色金属王国”美称的云南也是这些半宝石材料的富产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他的《滇游日记》中记载过保山(古称永昌)、水富等地的玛瑙矿藏，并考察了玛瑙的开采情况。这里似乎完全没有中原那种以玉为尚的理念，古滇国的典型器是玛瑙扣饰、玛瑙耳玦、玛瑙珠、玛瑙管、玛瑙冲牙、孔雀石珠子、绿松石制作的鲁头珠子等。除了这些半宝石材料，他们还喜欢贵重金属，尤其是黄金出土器物有各种黄金头饰、腕饰、金珠和银珠。
作为典型器的乳突玛環扣是一个有趣的题材(图169)，它的形制是演文化所独有的”，我们还不了解这种像斗笠一样的小饰件的灵感来自什么原型，或者寓意为何，背面牛鼻穿的打孔方式在同时期的其他地方也不常见。这种扣饰不仅作为珠子穿系，或者钉缝在织物上作为装饰，还经常用于每个古滇人都必备的腰带上的青铜牌饰的镶嵌。将背后有牛鼻穿孔的小饰件钉缝在织物上的做法，早在公元前3000年长江流域的良渚人就有，是地位显著的祭司或首领生前所有的装束，死后跟随入葬，这种装束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从滇文化的资料来看，玛瑙扣在基葬中的位置和使用方式，一是从大到小排列于基主人的胸前，有的还跟同样是背面牛鼻穿的绿松石珠子间隔，推测是钉缝在织物上的，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就有的穿戴方式，死后跟随入葬;一是作为构件跟其他珠子、管子金饰穿系起来或者钉缝在织物上构成“珠襦”覆盖在墓主人的身上，这是死后才享有的殉葬物。乳突玛瑙扣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它的制作工艺，国内一些学者有过简要的工艺分析，比如扣饰正面中心的乳突，一些学者推测可能是使用一种如竹简之类中空的工具，加研磨料比如金刚砂这样的介质，将玛瑙块按在上面转磨，直至磨出中心的突起的尖。抛光是以同样的原理进行的，应该有某种机械装置驱动以达到一定转速，才可能抛出犹如玻璃光一样的光洁度。在没有做过实践性的工艺复原的情况下，这些都只是一种想象的推测。无论如何，古真人制作玛瑙饰品的技艺都是一流的。一个可以确定的工艺步骤是，这些玛瑙扣饰背面的牛鼻穿孔是由空心管钻完成的，在内孔的底部一般都留有管钻留下的小乳突，从孔壁的细腻光滑度看，钻孔时使用了经过精细研磨的介质。从古滇人擅长青铜制造的工艺水平来看，这种小直径的空心管钻应该是人工合金，只是我们无法复原驱动这些钻具的机械装置和与钻头及同时做工的介质。
与中原人把战国蜻蜓眼玻璃珠镶嵌在青铜带钩上的做法一样，古滇人也把他们自己的珠子和玛瑙乳突扣镶嵌在他们的青铜牌饰上，这种青铜牌实际上是古滇人的带钩(图170)。但是古滇人比中原人更有耐心，他们用来做镶嵌的孔雀石珠子直径一般只有3毫米左右，他们不仅要将数百颗细小的珠子镶嵌在青铜牌上，同时还要制作出有规律的装饰图案，将这些小珠子黏合在青铜牌上的黏合剂可能是一种混合了其他介质的树脂。这样的工艺过程是耐心的竟赛，而古滇人就是在这样的耐心中制作了大量的青铜牌饰。从出土的各式青铜牌饰来看，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甚或奴役仆从，每一个古滇人的腰带上都有这么一件牌饰。滇文化的起源和族群一直是学者争论的话题。司马迁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数，滇最大”，生活在古滇人北面的“邛都夷”杭“结”，而紧邻邛都夷的“昆明族是“编发”。这些发式不同的民族的形象也都出现在了滇文化的青铜器上，他们或者是与滇人作战，或者是作为俘虏和牺牲。不论古滇人的族群和文化起源为何，不论演文化的美术作品呈现出多种文化的影响，它的美术造型都是独特的。由于古滇人对动物题材和搏击场面的偏好，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美术题材和造型受到了北方草原斯基泰艺术的强烈影响，一些黄金饰品和青铜牌饰的图案也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草原艺术，特别是那种相互缠绕撕咬在一起的动物题材。然而草原艺术是一种更加图案化、平面化的装饰风格，而古滇人的作品几乎是写实的，那些野兽搏击、人兽搏击、人与人的近身肉搏的场景是如实的记录而非风格化的装饰，这与斯基泰艺术有很大不同。古滇人美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更多是来自南亚印度和伊朗高原的影响，这些美术元素很可能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被商人甚至工匠本人贩运过来，至少一些珠子的形制和工艺多与西方和印度有联系。比较明显的是金珠和金饰，一种由金片卷成的、工艺独特的珠子经常出现在滇文化墓葬中，包括战国西汉时期与滇文化密切接触的周边民族，比如现今位于四川西昌境内的“邛都夷”，他们的石棺葬中也经常出土这种金珠，而这种珠子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的西亚乌尔王墓的“珠襦”上，它们在形制和工艺上的联系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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