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海陆之变：大清的海陆二元处境
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从海洋到大陆所发生的一系列演化，这些演化不仅改变了西方国家，也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冲击，大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晚清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的比较，通常是感叹当时中国统治者的保守落后、视野狭隘，赞叹日本维新志士的勇气和智慧。
不过这种讨论对于晚清有些过于苛刻了。晚清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比日本复杂了好多倍，所需要的政策甚至常常彼此冲突，使得改革变得非常困难。
晚清改革的复杂性
首先是族群与故事的关系角度。
从族群方面来说，日本是个单一族群国家，而大清是个多族群国家。族群不同，那么国家所需要讲的故事也不同。
大清用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把这么多的族群给整合起来，几乎针对每个族群都有一套不一样的玩法。儒家经典《礼记》中，对于这种复杂统治术给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说，帝国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但不能强行把大家改造成一样的。统治者要“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轻扰”，帝国的统治目标就不是对天下进行动员，弄得大家鸡飞狗跳，而是与民生息，让大家在帝国平台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活法。这种故事不以国民动员为目标，适合古典帝国。
但在现代世界，需要对国民进行整体动员，那就必须得换故事了。上一讲里谈到法国和德国构建的新故事，就是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极有效率的动员手法。而且，民族主义不是只能嫁接在共和制上，嫁接在君主制上也可以，只要把君主解释成是民族的代表就行了。但对大清来说，民族主义并不是个好用的故事。因为民族主义预设了国民是均质化的，就是彼此都是一样的。可大清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多元的，除非能找到新的故事来把这种多元给解释成一元的，还能让多元的人群对这故事都认账。大清要讲这个新故事，难度可就比单一族群的日本大得多了。
ethnic和nation这两个英文词都被译成了民族，实际上就是中国从日本直接引过来的。ethnic这个词只有社会属性，nation这个词则充满政治属性，对日本来说，ethnic和nation是合一的，可以整合在同一个故事里。但对中国来说，汉满蒙回藏等族群属于ethnic，中华民族属于nation，这俩概念所对应的对象是不合一的，用民族主义构造故事的时候更会遇到额外的麻烦。
除了族群和故事的复杂性，大清的地缘特征，在大国中也是很特殊的，今天的中国也基本继承了这种特点。
俄国基本可以被当作大陆国家，它的地缘安全主要就是个大陆问题，英美基本可被看作海洋国家，它们的地缘安全主要就是个海洋问题。
只有中国兼具海陆二元。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天然适合融入海洋秩序。但东部沿海的安定取决于中原腹地的安定，如果中原陷入动荡，沿海地区不可能独善其身。再看中原，秦陇地区在中原腹地的深处，古人早就看清楚了，“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层层递进的关系，使得大陆深处的新疆地区成为关乎帝国安全的命脉，所以中国又有着深刻的大陆属性。
海陆二元难以兼顾，却又必须兼顾，这是当时的大清必须面对的地理命运，也是中国的近代转型极为艰难的原因之一。
晚清的艰难转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变量，就是日本。
单纯从地缘特征来说，日本应该是个海洋国家。然而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在潜意识里追求中原正统性，这种潜意识又让日本有着很强的大陆情结。大陆情结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瞄着中国，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带给中国深重的灾难，让中国的转型变得更为艰难。直到二战后，日本才在外力的强迫下，开始顺应自己的地缘特征，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
族群与故事的复杂性、海陆二元的地理命运和日本这个变量，让晚清的改革比日本更加复杂和艰难。其中，海陆二元的地理处境还在晚清诱发出一场著名的争论，就是海防塞防之争，中国命运新的走向也在这种争执中慢慢地浮现出来。
海防塞防之争
海防塞防争论的源起，是1874年日本借口中国台湾土著杀害漂流过来的琉球岛民，从而攻占台湾牡丹社的事件。冲突仅仅持续半年，以大清赔偿死者，日本退兵宣告结束。但大清却深刻感受到帝国海防的孱弱，于是恭亲王奕䜣就上折子，提出大清要尽快筹办海防。朝廷命令近二十位封疆大吏讨论这个折子，“海防”、“塞防”大争论于是展开。
这会儿的大清在西北正面临严峻挑战，新疆仍然被来自中亚的阿古柏占据，俄国十多年前从外西北地区割走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现在又占据着伊犁。中国历代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边疆，但如今的塞防对象已经不再是古代的游牧者，而是携带热兵器攻过来的俄国，塞防问题变得尤为严峻。
然而，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漂洋过海而来，“海防”从三百年前倭寇这样的小麻烦，突然变得关乎帝国生死，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海防”派的代表。他提出，朝廷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财政极度困难，必须有所取舍，权衡之下，海防是头等大事。新疆离中原太远了，周边都是不怀好意的强敌，北边的俄国、西边的奥斯曼、南边的英属印度，就算朝廷花很大力气把新疆收复了，将来也还是守不住。更何况，新疆丢了，不伤帝国的元气，海防沦陷的话，那可是会伤帝国元气的，毕竟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都在东部靠近大海的地方。因此不如停掉西征军队，把节省出来的军饷用于海防，否则会两头落空。至于占据新疆的阿古柏，允许他作为一个类似朝鲜、越南的藩属国就得了。
但是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海塞并重”的主张。没人敢说左宗棠不懂海防，在他赴任西北之前，曾担任闽浙总督，设立了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以及配套的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海防人员。在左宗棠看来，西欧列强的利益主要是来自于经商，为此它们愿意只占领通商口岸，并不想多占领土地和民众。因为多占领土地民众就需要额外地付出大量的统治成本，却并不会因此增加经商收益，没有意义。更何况，沿海的口岸地区有诸多列强，英、法、美等列强彼此间反倒形成制衡，不会有人轻易发难。所以，海防当然很重要，但并不紧急。新疆则大不一样。俄国是这个方向的唯一强国，没人能制衡它，它对大清在西北方向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如果这会儿停掉西征的军队，则俄国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所以“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如果新疆丢了，则蒙古就保不住了，蒙古丢了，敌人直逼长城，北京就危险了。
左宗棠“海塞并重”的这套论辩很有说服力，朝廷就任命他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大军在甘肃酒泉誓师西征。
海洋：中国命运的新走向
但真要收复新疆，光靠一腔道德热情或者战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海防派的焦虑有很强的现实基础，就是帝国财政极度困难，没多少钱能再分拨给塞防了。
然而，一种新的财政来源意外出现了。
太平天国时期，这种新的财源就已经浮现端倪。太平天国起事后，迅速占据了帝国的财政核心区江南，以往的朝代走到这一步，就会迅速灭亡，但大清是唯一的例外。之所以大清能够活下来，恰恰是因为此前历代所没有的一个因素，海洋。
朝廷当时已经没有能力组织镇压，只能允许地方督抚就地招兵筹饷，自己想办法。地方督抚就地筹饷的最重要来源，便是对地方过境商品征收的厘金。大规模的厘金支撑了湘军、淮军等军队。征收到的厘金规模很大，意味着内贸规模很大，内贸规模是因外贸规模而被拉动起来的。外贸规模的扩大，则源于鸦片战争后，大清由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世界市场拉动了内外贸易。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奇妙的历史过程，海洋世界的到来，打得大清灰头土脸，却又让大清在绝境当中，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保全手段。
而左宗棠奔赴的塞防，也因为这种新财源而成为可能。朝廷没法给左宗棠提供足够军饷，被迫同意他举借外债的建议。
左宗棠通过胡雪岩，从汇丰银行等洋行借到外债。外债以帝国海关的关税收入为担保，这也同样是因为大清开放了五口通商，关税收入才足以担保高额的军费借款。汇丰银行也不是靠本金或存款发放贷款，而是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融资，再以更高利率借给大清，挣取利息差。伦敦金融市场是当时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也是整个海洋世界的中心。以大清帝国东部的海关作为转换枢纽，海洋世界的力量转换为在大陆深处重建秩序的过程。大清正是因为加入海洋秩序，才获得大陆的保全。
总结
晚清转型面临着诸多彼此冲突的任务，让它的改革比日本艰难很多。尤其大清的海陆二元处境，逼迫晚清采取海防塞防并重的策略，大清也意外地从海洋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手段。大清此后的财政制度发生重要变化，从主要依靠来自土地的税收，转向主要依靠来自贸易环节的税收。这种变化使得，帝国为了生存便不得不调整传统上重农轻商的态度，转而重商，帝国开始海洋化了。
中国的历史演化逻辑到这里也发生深刻变化。
古代中国首先呈现的是农-牧二元属性，到了晚清，逐渐呈现出近现代中国的海-陆二元属性。在古代，草原-中原关系是秩序的生成线，安顿这个关系才能形成大陆帝国；中原-海洋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大陆帝国的文化和物产通过海洋传播到日本、朝鲜、南洋乃至西亚。到近现代，海洋-中原关系成为秩序的生成线，通过这个关系才能保障帝国的生存与发展；中原-草原关系则成为秩序的传播线，中原从海洋获得力量，转化为在大陆深处建立的秩序。大清也从一个单向度的大陆帝国，被动地演化出它的海洋面相。
然而，除非这种海陆二元属性获得清晰的自我意识，否则大清仍无法走出历史困局。
慈禧太后命令左宗棠出师西域的同一年，命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经费同样出自关税和银行贷款。但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筹办六十大寿，先后挪用海防经费至少一千万两，这笔费用可以购买七艘北洋旗舰镇远舰级别的军舰。
这样一种朝政，无力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海洋-中原-草原的新空间关系已经重构，需要通过新的制度来把握住这一新的秩序逻辑，中国才能涅槃重生。
知识点二：羌乱难平：羌乱为何始终没有彻底平定？
班超通西域，汉朝和西域有所谓“三绝三通”：
王莽时代到东汉早期，是第一绝，汉朝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这个时间大约长达80年。
公元73年，汉军西征，班超出使西域，实现了第一通。
公元75年，匈奴支持西域国家杀死西域都护，这是第二绝。第二绝期间，班超仍然在西域苦苦支撑。
公元91年，汉朝重建和西域的联系，班超任西域都护，这是第二通。
第三绝和第三通都是班超去世之后的事。公元102年，班超回到洛阳后不久去世，他的继任者无法掌控局势，公元106年，汉朝决定不再设西域都护，这是第三绝。
一直到公元123年，班超在西域长大的小儿子班勇临危受命，经过几年的努力，重新打通了汉朝和西域之间的联系，这是第三通。
班超的继任者为什么控制不住局势呢？接替班超做西域都护的这位，向班超讨教，在西域工作有什么注意要点。班超就说了一番话：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主要是这么几个意思：
首先，班超分析了西域的汉军将士，都不是什么高尚人士，因为犯罪了才到这里来的。言下之意是，期望靠道德感召力约束他们，是不现实的，但是光是严刑峻法也同样不管用，管太严他们就可能跑掉了。
然后，班超分析了西域当地的人士，认为让他们意识到你好很难，他们要背叛却很容易。汉地的风俗文化和西域差别确实太大，问题的实质在于，汉地的儒家文化，是以大平原上的农耕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和西域流动性极强的绿洲文化，天然很难兼容。
所以，汉朝和西域，是利益共同体，但是不是文化共同体。这就有一个悖论：人只有在理性的时候，才能辨明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但问题是人常常就是不理性的，所以西域各国特别容易有这种心理：汉朝走了，匈奴或者别的什么人来了，他们就想念汉朝；汉朝在西域驻军的时候，他们就各种不满。
于是班超总结，要当好西域都护，一定要懂得抓大放小。
怎样既满足汉军将士的欲望，又禁止他们冒犯、伤害当地人；怎样既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强行改变他们，又让西域各国敬畏汉朝的强大、感念汉朝的好处……这都对西域都护的领导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而很多中原汉地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在西域根本行不通；还有对匈奴那种穷追猛打，短时间内结束战争的思路，在西域也不合适。
这些年来，班超在手里没有多少资源的情况下，能够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就在于他是真正能把灵活的手腕和强硬的手段结合得非常好的人才。
只可惜，他的继任者并不具备这个素质，甚至于觉得，班超这么大的名声，见地也平平无奇嘛。所以后来冲突会爆发，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不过平心说，西域局势失控，完全归咎于继任者无能，也有对他不公的地方。因为西域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西域问题。
它受制于汉朝自身的局势，还深受匈奴的影响，实际上匈奴衰落之后，有另外一个人群，影响更大。
这个人群，就是主要生活在凉州地区的羌人，凉州大致是今天的甘肃一带（具体说是甘肃、宁夏大部和陕西、青海、新疆的一部分），这里是联结中原和西域的通道。
三绝三通与羌人
汉朝要通西域，首先要通过河西走廊。大致说，走廊的东北边活动的是匈奴人，生活在走廊西南边的，是羌人。
匈奴强大的时候，控制了河西走廊，进而又控制了羌人。汉朝要打匈奴，就也要解决羌人的问题。汉武帝把河西走廊打通，设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河西四郡，这是所谓“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把羌人和匈奴隔开了。汉军还拿下了原来羌人生活条件最好的一块地方，就是今天青海省的省会西宁那一片，在这里设了护羌校尉。羌人大部分西撤，撤到了青海湖边。
西汉宣帝、元帝时代，发生过几次羌乱，都被平定。
但到了西汉末，王莽当政的时代，又出了很大的乱子。王莽注意到，汉朝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就是没有西海郡。王莽是个对整整齐齐有强迫症的人，没有西海郡可不行，那西边哪里有海呢？青海湖就是西海！
于是王莽派人暗示羌人，你们主动把青海湖献给汉朝，就说：“汉朝太皇太后圣明，安汉公王莽仁德，我们都希望归附汉朝。”
这件事，让王莽的面子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为了姑姑我们得到了西海（太皇太后王政君是王莽的姑姑），但是结果很坑。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青海湖周边地区，对中原人来说吸引力不大，王莽逼几万人往那里移民，弄得怨声载道。等到天下崩溃之后，羌人不但夺回了青海湖一带，还大量涌入凉州地区，说得更直观一点，不是说甘肃省地形像一个哑铃吗？哑铃东边的这一头，羌人非常多。
东汉建立后，怎么处理羌人的问题？
班超的父亲班彪给光武帝刘秀提了一个建议：羌人叛乱不断，其实是汉朝官吏的问题。羌人和汉人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欺负他们，他们也无处申诉，所以很多当地官吏欺负羌人特别狠，羌人活不下去，就悲愤造反。所以，要解决羌人问题，关键是要强化对当地官员的监管，这是个非常治本的建议。
光武帝听从了，但是监管效果看来不佳，之后羌人还是叛乱，汉朝还是只好选择用武力平叛。昨天说，汉光武帝对西域问题很消极，导致西域的第一绝时间拖那么长，一个原因就是凉州的问题没解决，和西域之间交通不畅，当然更加顾不上西域问题。
汉明帝时代，明帝破匈奴、通西域，其实做这些事之前，明帝首先是着手解决羌人问题，处理得还比较成功，然后才有了一通西域。
一通为什么时间那么短？因为汉明帝死了，羌乱又爆发。爆发的导火索说起来是个个案，但连锁反应很严重：一个县里的小官吏侮辱了一个羌人妇女，这个妇女的丈夫就把这个官吏给杀了。县长（县长是当时的概念，人口在五千户以下的县，长官叫县长）要把丈夫捉拿归案，一直追到了汉朝的关塞之外，别的羌人保护这个丈夫，又把县长杀了。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就发生了大范围的羌人叛乱。这事能闹这么大，说明汉明帝时代并没有把问题真的解决，怨气已经压抑很久了，这时爆发了出来。新即位的汉章帝忙着解决羌人的问题，就又不顾上西域了。
汉和帝时代，汉朝二通西域，最重要的前提是大破北匈奴，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时羌人也比较平静，汉朝到西域的补给线畅通。
班超离职后的西域第三绝，除了继任者的素质远远不能和班超比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空前严重的羌乱爆发了。
而羌乱爆发和西域也有关。首先是西域发生了叛乱，汉朝为了节省平叛成本，就想征发大批羌人去西域当兵，羌人们怕一去不返，就也叛乱了。
汉和帝时代是东汉疆域极盛的时候，古代不论哪个大帝国，扩张到极盛的时候，总难免要遭到反噬的。班超离职还刚好卡到了这个时代节点，就是反噬的时候到了。
往后从汉安帝开始到汉灵帝时代，八十多年来羌乱一直没有平定。
说起来羌人的大规模叛乱有三次（分别发生在公元107年、公元136年、公元159年）。其实是所谓没有叛乱的年代，也只是危机比较小，局面从来没有真正安定过。
羌乱为什么难平？
因为羌乱一直没办法彻底平定，汉朝的高官里，有人不仅仅想放弃西域，还提出要放弃凉州。我大汉的财政赤字已经很吓人了，就不要再填到那个无底洞里去了。
平定羌乱的仗为什么打得这么艰难，过去很多学者都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和后世的很多朝代不同，汉朝的正规军战斗力很强，和匈奴作战、在西域作战，少量汉军就可以有非常出色的发挥，往往能够以少胜多，怎么在凉州和羌人作战，汉军就不行了？
东汉后期，和羌人作战有三位将军表现最出色，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个都是凉州人，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因为三个人的表字里都有个“明”字，因此三人并称“凉州三明”。
有意思的是，“三明”对羌人的态度，是两个极端。皇甫规和张奂的态度相近，也和前面提到的班超的父亲班彪相近，认为羌人叛乱，主要问题在汉人的官吏和豪强，他们把羌人欺负得太狠了，只要改善羌人的处境，动乱就会不战而消；段颎的态度，和他们截然相反，段颎的观点是，不能把羌人当人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羌人杀光。
且慢判断“三明”到底谁的意见对，凉州三明都是汉朝最出色的将领，大多数汉朝的将军和官吏，态度恐怕和他们都不同，只不过他们的算计非常猥琐，所以根本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羌人和匈奴人或者西域人都不一样，他们和汉人是杂居的。西汉中期以后，他们一直在不断往内地迁徙，不光是凉州有很多羌人，实际上连关中地区也有很多了。
在汉地生活，他们就被汉人的官吏和豪强欺凌压榨，皇甫规和张奂说，羌人是被贪官恶霸逼反的，说得非常对。问题就在于，对于这些人来说，羌人造反也挺好，平叛意味着朝廷的大笔拨款就来了，正好是自己发财的机会。就是说，羌人不造反他们就使劲压榨，有得赚；羌人造反了，大笔平叛经费来了，他们更有得赚，最好羌乱永远不要结束。
皇甫规和张奂觉得，解决问题的根本，就是把这些贪婪的手给管住。可问题是，他俩并没有能力管住这些手，谁也没有能力管住这些手，所以羌乱就一直平定不了。
于是段颎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干脆大屠杀。段颎的战绩非常惊人，比如平定东羌的战争，他总共激战一百八十次，斩首三万八千六百余级，缴获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而汉军将士只牺牲了四百多人，消耗的军费是四十四亿。只听这个数字你可能没有概念，要知道，平定107年的羌乱，朝廷花了整整二百四十亿；别的将军和羌人作战，大几十亿的钱花出去，都不稀罕，他这个四十四亿就算很省了。
所以，不光对于羌人来说，段颎是恐怖的屠夫，那些“贪婪的手”对段颎也恨死了，你来了就把大家发财的路给堵死了。
但羌患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接下来关联到的人物，会有很多你熟悉的名字：董卓、孙坚、马腾、韩遂……这就是汉末的事了。
还有个问题：汉朝的高官怎么会动不动就觉得可以放弃凉州呢？凉州出骁勇的将士、奔驰的骏马，放弃凉州等于军事上的自杀。那些建议他们怎么说的出口的？
这就要说到东汉一朝东部世家大族的心态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