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我在呜咽中惊醒。昏暗的灯光下面，母亲半躺在我身边，她一边为我扇着扇子，一边啜泣着，说:“妈不打你了！睡吧！睡吧！”母亲的眼睛里满含泪水，亮闪闪的。
这一幕大概是我五六岁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那天下午，祖母要去大姑妈家，我哭闹着也要跟去。我追着祖母跑了很远，但还是被大人追了回来。我又闹又哭，躺在地上翻滚着。母亲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我打了一顿。没打过孩子的父母是体会不到我母亲当时的心情的，也包括我自己。
你要是问我，小时候最怕谁？第一个就是我母亲，其次才是我祖父。母亲对我非常严厉，她通常不会说教，打骂便成了她教育我唯一的方法。我哭闹时，她打骂我；我做错事了，她打骂我；我和别人打架，她打骂我；我考试考差了，她打骂我……每次，在痛打我一顿后，她自己也坐在那里嚎啕大哭。我几乎就是在母亲的打骂中长大的。
我七岁那年，母亲二十七岁，她去了梧田饮食业工作，我依稀记得母亲的单位是在塘河之畔梧田老街的一座桥头。父亲曾带我和妹妹到母亲的单位玩过，住了两天。我们六点多从陈庄家里出发，步行到马桥码头，乘轮船到新桥阳岙，再坐车到茶院寺码头（现锦绣路和南塘街交叉路口榕树下），再换船去梧田。到达梧田时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了。因为交通极不方便，母亲很少回家，我们能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估计一年也就十多天，但母亲每次回来并没有迁就我，我依然常常被她教训。
我九岁时读小学。那年冬季，因为天气寒冷，我双手生了冻疮，写作业时又僵又痛，母亲狠狠心花了几元钱给我买了一双绒手套。当时，农村物资匮乏，生活非常艰苦，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经济收入，我读书时交的学费就是几条家里织的稻草席，几元钱已足够家里一段时间的开销了。我的绒手套成了我们学校中稀有之物，也成了我炫耀的资本。我时常得瑟的将手套取下戴上，在同学眼前晃来晃去，故意诱使他们直勾勾的两眼中喷射出火一样的目光，这极大的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是好景不长，没过两天手套就丢失了一只。母亲回家后，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一顿暴打自然是免除不了的。母亲边打边哭，“叫你恁出风头，叫你恁出风头！”从此，我再也不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了。
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母亲对我和妹妹的愿望总是能尽量给予满足。我读三年级时，妹妹也开始入学读书了。当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城里有些孩子用的是一种塑料壳的带着吸铁石的铅笔盒，便也缠着母亲要买。母亲特意到城里百货公司找过，但没有找到那种铅笔盒。后来，她打听到那种铅笔盒只有上海有卖，便托一个在温州至上海的民主轮船上工作的亲戚，特地从上海给我和妹妹各捎带了一个铅笔盒。
我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几经周折，调到了新桥二店工作。也许是考虑到新桥的教育条件要比农村的好，也许是母亲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她能亲自将我抚养长大，她开始找人帮忙准备让我转学，我不知道她当时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便转学到了新桥小学。
我高中毕业后，两次参加高考都失利了，母亲顶住了各种压力，没有逼着我去学手艺，而是支持我半工半读。我白天跟着朋友学做皮鞋，晚上躲在房间里复习，终于如愿考上了浙江省警校。母亲迫切希望我能成才，我想跟她凄惨的童年是分不开的，她九岁时外公就因病去世了，由于生活困苦，她只读了一个学期书就辍学了。
母亲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即使现在我和妹妹都已成家立业了，她仍然挂念着我们的生活，每次见面都万般嘱咐我们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和妻子因为工作的缘故，没有时间顾及女儿，在女儿出生两个月后，母亲便帮助我们照顾孩子，直到女儿读幼儿园。
如今，母亲已逐渐老去，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但不老的依然是她那颗爱家、爱我们的心！
2019年1月7日晚于下吕浦
后记:也许是因为年少时家人颠沛流离的缘故，我常常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厮守在一起。贫穷或者富有，平凡或者卓越都无关紧要，在家庭和睦和天伦之乐面前它们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