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导致现代社会无法自身纠错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理性无法导致集体理性，这使得理性与理性的运用是矛盾的。既然现代的价值和利益的生效单位是个人，理性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定优先于理性用于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其逻辑结果就是使得合理或最优的集体选择成为不可能。于是，审慎的道德呼声就只是呼声而已，几乎不可能化为人们的集体选择。也许我们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只能等待物极必反，等待人的神话的破灭，只有当人的神性被颠覆，人才能认清人的有限地位，从而乐意承担起人的责任，而不再把人伪装成神。
只要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技术进步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不公和不平也仍将继续存在，社会的一切矛盾将照原样存在于技术更发达的社会里。
但这是政治和伦理问题，不能因此怀疑技术进步的意义，政治和伦理问题只能通过政治和伦理去解决。然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技术进步的受益者主要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无法支付技术费用），因此，技术进步的一个可能的附带后果是扩大了强制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而间接地加深了政治问题。
一、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遗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
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范畴，用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从而提升自己高于普通标准，则道德难题也随之产生。
担心认知能力改良的道德标准的人，指出了会创造出两类人的危险——一种有权力使用改良技术，另一种不得不使用没有改造过的随年龄而衰退的记忆力。假使这种基因改良可以遗传给后代子孙，两个级别最终可能形成人类的亚种——改良过的和天生的。
二、生化运动员
运动员越是依赖药物或基因改造，他的表现越不能代表他的成就。到头来，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与机器人一样的生化运动员，借由植入计算机芯片，使挥棒的角度和时机完美无瑕，并把每一颗投进好球带的球都击出全垒打。生化运动员绝对不是一股原动力，他的成就属于他的发明者。根据这个观点，可看出基因改良侵蚀了人的作用，而且进而威胁到人性，其终极表现则是对人类行动的全然机械式理解，将人类自由和道德责任抛到脑后。
可是体育的重点不在于辛苦奋斗，而是在于成绩优异。而成绩优异至少包含着与生俱来的才华和天赋的部分呈现，天资好的选手在这方面不必努力，这对民主社会而言是个令人不自在的事实。我们想要相信，在运动场上和人生中，成功是我们努力挣来的，不是继承而来。天赋的才能和由此引发的钦佩，羞辱了精英信念；人们原本坚信赞美和报酬唯有来自努力，如今却开始怀疑。面对这样的难堪，我们提高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而贬低天赋的价值，这样的扭曲随处可见。例如播放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节目，较少把焦点放在运动员缔造的功勋上，多半放在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万难，以及伤后东山再起、童年坎坷或在祖国政治动乱中挣扎求胜等令人心碎的故事。
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真正的问题是破坏了这些竞赛。从这个观点看来，基因改良可以被视为努力和意志的道德标准之终极表现，也是一种高科技的奋斗——意志的道德标准和参与其中的生物技术联手反对天赋优异的权利。
我们如何区分增进比赛和破坏比赛的改变呢？没有一种简单的原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答案取决于那项运动的本质，以及新的科技是突显还是扭曲最佳选手的天分和技能。
珍视孩子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就是全心接纳孩子的原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物品，或父母意志的产物，抑或满足野心的工具，因父母对孩子的爱并非视孩子恰巧具备的天赋和特质而定。固然，我们选择朋友和配偶，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基于我们觉得他们有魅力的特质，但我们并不能亲自挑选孩子。孩子的特质不可预知，连最认真负责的父母都不能为生出什么样的孩子负全责，这也是为什么亲子关系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都更能教会我们，神学家威廉·梅（WilliamF.May）所称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
基因改良最深层的道德疑虑在于它所传达出的对人类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类地位的愿望，而非它对完美的追求。
医疗就像体育一样，有其自身的意图和目的，正是这意图和目的指引和规范着实践的方向和方式。
三、父母打造定做的孩子
父母有义务栽培孩子，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才能及天分。正如梅所指出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两面——接受的爱和转化的爱。接受的爱是肯定孩子的本质；反之，转化的爱则是追求孩子的福利。这一面的爱会纠正另一面爱的过度表现：“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爱懈怠到对孩子照单全收，这样的亲情就太放任无为了。”父母有义务促进孩子表现卓越。
“接受的爱，要是缺了转化的爱，会陷于纵容，终至忽视；转化的爱，要是缺了接受的爱，则会陷于纠缠，最后必然丢弃。”梅在这两种互相抵触的推动力中发现了跟现代科学的相似之处：现代科学也是一样，让我们忙着观望这个世界，研究和欣赏这个世界；同时也忙于塑造这个世界，想把世界变得更完美。
我们这个年代常见的强力介入孩子生活各个层面的父母，他们无法理解生命本身是个恩赐。他们是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代表，他们的观念和优生学近似到令人不安的程度。
四、新旧优生学
人类的无性克隆、基因改良和要求订做孩子，完全是“私有化”或“自由市场”的优生学。
赋予父母促使孩子幸福的责任（同时尊重他们开启未来的权利），使得基因改良变得不但是可容许的，而且还是义不容辞的。就像国家可以要求父母送孩子去上学一样，那么也可以要求父母利用基因技术（假如是安全的）来提升孩子的智商。
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成为“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并且由于破坏了亲子之间“人与人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它破坏了平等原则。这种不对称的方式是这样的，一旦父母成为孩子的设计者，无可避免地也需为孩子的人生负责，这样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互惠的。
出生“是自然的事实，符合建构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开端的概念要求。"
五、支配与天赋
在一个重视支配和控制的群居社会里，为人父母是学会谦卑的好机会。深切关心自己的孩子，不能选择自己理想中的孩子，这教导父母对孩子不期然的部分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的开放是值得肯定的处理方式，不仅仅是在家庭里，在更广大的世界也是一样，它使我们能包容意料之外的事情，与不和谐共处，并驾驭控制的冲动。
假如大家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对本身的天资和才能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劳的体悟，会约束我们步入傲慢的倾向。倘若生物工程使“自制人”的神话成真，会很难将我们的“才能”视为受惠的天赋，而当作是我们全权负责的成就（经过基因改良的孩子当然依旧受惠于他们的特质，无须对这些特质负责，但他们大概欠父母的恩情多一些，欠自然、机会或神的恩情少一些）。
领会我们是自然、神或命运所创造出来的人有个好处，我们不用为自己生来是怎么样而负全责。
团结和天赋之间是有关联的：天赋是偶发的强烈意识——对没有人的成功是完全靠一己之力的领悟——可避免精英领导的社会陷入自以为是的假设：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值得拥有，以及成功是美德的皇冠等。
但是改变天性去适应世界，而不是反过来，其实是最深层次的权利剥夺的方式。这么做会分散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世界的注意力，并减弱我们改进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冲动。与其运用新的基因权力去矫正“人性这根弯曲的木材”，不如竭尽所能做好社会和政治安排，使其更适合不完美的人类天赋和局限性。
基因革命本是要来治疗疾病，但是却诱惑着我们将它用作增进我们的表现、打造我们想要的孩子和使我们的特质完美。可是事情说不定是倒过来的，也可以把基因工程视为我们看到自己决心横跨世界，横跨我们天性的主宰之终极表达。然而这种自由的愿景是有瑕疵的，威胁着消除我们把生命当成礼物的感激之情，除了我们的意愿之外，它不为我们留下任何东西可供确认或观望。
结语
人类不是物品。人类的生命不得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成为牺牲品，即使是像拯救别人性命的良善行为也不行。对待人类不能像对待物品，或仅仅拿来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因为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借用康德说的话，人本身也是目的，值得尊重。
如果没有道德上的意义，真实的人和有潜力成为人之间就是没有差别的。有知觉的人可以提出要求，没有知觉的人则不会；有体验和感知能力的人还会有较高的要求权。因为人类的生命是不断发展的。
胚胎既不是不可侵犯的，也不是任凭我们处置的物体。视胚胎为人的人往往假定，唯一办法就是以道德冷漠对待胚胎。然而一个人不需要视胚胎为完整的人类并据此给予其一定的尊重。仅仅把胚胎视为物品，则错失它有潜力成为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会赞许肆无忌惮地摧毁胚胎，或是为了开发新的化妆品系列而使用胚胎。不过人类胚胎不应该仅仅以物体来看待的观念不能证明胚胎是人。
用基因工程打造订做的孩子，是失去了把生命当成礼物的尊重之最极致的表达。然而使用不植入的囊胚做干细胞研究以治疗退化性疾病，则是高尚地运用我们人类的智慧去增进治疗并尽到修复这个世界的职责。
与其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和研究无性克隆，倒不如使这些研究的进行受制于一些规则，包含具体的、适合人类生命之初萌芽之谜的道德约束。这样的规定应该包含人类无性生殖克隆的禁令、胚胎在实验室成长时间的合理限制、生育诊所的执照要求、对卵子和精子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建立一个干细胞库以预防所有人利益垄断干细胞的取得。在我看来，这是避免滥用早期生命，以及使生物医学为人类健康造福的最好方法，而不是人性情结受到侵蚀过程中的插曲。
人之取得成就在他的过程中和途径是其成就的一部分，只是植入一个基因就能够获得“天赋”的兑现，可能并不能称之位个人的成就。
任何技术在实用的 过程中都涉及到一个公平的问题，比如一台手机，新科技太贵导致用不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价格逐渐降下来，大家逐渐可以用上了；至于基因技术的实用，在使用者身上体现的机能已经超越了一代人，对于因为没有机会使用的人，是对人类的一种割裂。
道德产生是适应人的生活的，我们禁止的一些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失去其作用或约束，但是在技术没有改变所有的人类之前，道德仍然有其效力，部分效力应以法律的使用而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