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对于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来说，从五六岁开始，将近二十年的学生时代，已慢慢 淡出了自己的回忆，只是偶尔闲聊时会想起。但对一些特殊的事，特别的人总是记的非常清楚，我仅仅把老人的片断描述拼凑成了《学生时代的回忆》，用来追忆父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学生时代的回忆
我们上小学那会，孩子多，村办小学也多，小一点的自然村有低年级班，大队会有高年级，即一至五年级全设的学校。
和现在的孩子一样，到年龄了就背着书包上学校，说是学校，就是一孔窑洞，里面依次摆着学生从家里自带的高高低低、各式各样的桌凳，叩卓村的一到三年级的适龄儿童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位老师，轮到那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纪就各自做作业。
现在还能依稀记得，曾经给我代课的老师有：迪家河的李志芳老师，善化的张曹俊老师，居安的张俊民老师；和我同学有四队的张林生，刘忠孝，刘福勤，张银来，张女女，张菊英，张文银，张喜堂，五队有赵吉林、陈平安，王根生，王杨生，王银线，张周芳、张新顺、刘根祥等。
小学时代的记忆很遥远，也很模糊，能记得起来的人和事很少，只记得有一次，逃学拿着生红薯，去村边的烧砖窑烤着吃，被爷爷发现了，美美的打了一顿，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逃过学。
一九六六年，当我成为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伟大号召的指引下，许多中小学校陆续扩大规模、提升规格，小学成了初中，初中成了高中。70年代初，乡村地区高中陆续恢复招生时，在这种扩校提格的趋势中，原先的冯原中学，也提格成了完全的高中教学。
我当时就读的冯原镇小学，也顺应时代升格为七年制学校。所谓的七年制学校，包含了从初小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全部课程。读完了七年制，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
现在还记得，当时每个年级三个班，我在五一班，班主任是张录堂老师，代课老师有冯原南街道的王春堂老师。也许冯原镇也就是一个偏远的小乡镇，再加之自己年龄仿小的缘故，虽然经历了停课、没有考试、无法升学等那个年代大部分学生经历，记忆中自己没有亲自参与，但却经常要停课参加各种批斗会、批斗会，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冯原公社书记吴文光，胸前挂着“打倒走资派吴文光”的大木牌，被造反派拉着游街批斗，身后是一群不明就里的孩童，还有围观群众。当时的冯原公社，分两派，一个是红色战斗司令部，一个是革命大联合司令部，当时被称为”红战司”、“革联司”；眼观了冯原中学造反派将冯原公社社长高西峰大哥高桂堂打残致死，冯原农建师武装造反派枪杀无辜农民，当时打死贺家桥农民贺朱蛋，打伤冯原东街王启元。
期间，中专毕业刚上班的二爸用几个月的工资，花了一百多块钱，给我买了一辆东方红自行车，在当时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大约从七一年暑假开始，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我经常独自一人，骑自行车从冯原出发，到黄龙的界头庙，范家卓子等相对偏远的村子，用土布、布鞋、粉条换玉米、土豆等农产品，去的时候是上山路，东西重量也比较轻，平路骑着上坡步行推车，返回时，自行车后边装两半口袋，前边加一个小口袋，大约150多斤，一路下坡路，自行车的刹车不管用了，载重一百伍携带余斤，后因长时间使用导致刹车不灵，就自己在下梁上加装一个铁丝连闸，脚踩连闸代替刹车沿路而下。
在断断续续的停课、复课中，直到七二年，我们这群完小、初中五届文革期间的学生，才有幸成为文革期间第一届高中新生。当时的升学“不论成绩，只论成份”，同一所学校，相同的教育资源，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上的是县办高中，中农家庭的孩子上的是社办高中，富农家庭的孩子是没的上学资格的。
当时的七二级共四个班，一、二班是县办，是冯原、西社、善化三个公社的学生，三、四班是社办，仅收冯原公社的学生，任志远、王生俊老师先后担任过我们七二级三班的班主任，后来是善化的成天郝，班上大约有五十多名学生当时的我是劳动干事，班长贺对林，学习干事申竹芳，体育干事王俊忠。
每学期一块五毛钱的学费，二毛钱的班费，现在就是掉落在路边，多数人都不愿意弯腰捡起来，但对于当时靠挣生产队的工份、靠爷爷卖豆腐来维持生计的普通农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远路的学生，学校提供集体宿舍，周日到校时，远路的同学，每人背个粗布包包，带点辣子、咸菜，馍多以玉米、红薯等杂粮为主，还有条件特别差的背的就是红薯，到校后就把自己一周的口粮挂到宿舍的墙壁上。学校用大铁锅烧开水，学生可以把自己的馍、红薯等口粮在指定的时间，放到方方一米的大竹笼上加热。尤其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伴随着老师下课声响起，大多数人都飞快起身，向食堂方向冲去，一路上还在担心，今天自己的黑面馍馍，会不会被别人有意或或意错拿，到竹笼上翻检自己的口粮，或蹲在路边，到教室或者宿舍开始吃饭。
叩卓村离学校三公里左右，我和张林生、贾建文每人有辆自行车，每天两点一线，早、晚两趟骑自行车上学，回家。从学校到家的路途，有一段视野开阔，有略微平坦，也有约半里的坡路，我们三人经常一起比赛，不握手把，用脚蹬控制车子头，看谁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有时候力道把握好，又没有外来因素影响，最长可以骑到两公里，中间还有上下坡的路段。直到现在，开车从镇上返回叩卓村的途中，我还经常想起那三个双手插兜，肆意张扬的身影。
那时候的高中，学制缩减了，科目也精减了，记得有语文、数学、政治等，学习任务很轻，各班均成立学工、学农业兴趣小组，多数的时间就是到山上割条子，学编笼，然后由老师带队，到各村参加生产队劳动，期间还有幸亲临石堡川大坝邑子河工地，工地上红旗飘飘，车子穿梭，吆喝声、欢笑声和远远传来的机械轰鸣声汇成了震耳欲聋的交响曲。
七二年春季，我们七二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扛着红旗，自带被子，放声高歌，从冯原镇出发沿着界头庙方向，徒步一天来到石堡川大坝邑子河工地，也就是当年，澄城、白水两县全民参与修建的黄龙山区修筑石堡川水库。
石堡川水库也叫友谊水库，是白水和澄城两县合作，在洛川县盘曲河的石堡川河上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坝高58米，长380米，库容6220万吨，可灌溉白水和澄城两县土地31万亩1969年10月已经开始动工修建，我们去体验劳动时，已经是水库建设的第三个年头了。
民工的土窑洞里，把自己的铺盖卷往上一放，就是我们临时的住宿地。分给我们的是最简单的砸石子，每人领到一个用来固定石头的铁圈，一把木柄的铁锤，一手用铁圈套住石头，然后各自找合适的地方坐下砸起来，场景跟现在的流水线差不多，有专往跟着推送石块的，有把砸好了的石块装车推走的，我只管砸，每一块不规则的石头，都要抡锤子砸好多下才碎，刚开始时，力度掌握不好，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这样的都不合格，标准的要求是2乘2的规格，出入不能太大，我们认真砸着。
劳动间隙，我们参观了大坝工地，肉眼可见雏形的大坝工地上，全是一辆接一辆的架子车组成了拉土车队，架子车的后面是加钢丝做成的圆圈，下坡的时候，后面的年轻女民工沿在上面当刹车用，随着架子车的移动，脖子上、头顶上红红绿绿的头巾、丝巾随风摆动，与川流不息的架车人群，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晚上还安排我们到指挥部驻地，听取领导做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讲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要有愚公精神，引水归田，其他的也都记不起来了。
七二年春季的星期六，我还会和贾建文二人搭伴，骑自行车一路向北到更远的洛川县等地换玉米、土豆。其中有一次到土基镇北边黄连底沟，没有换到粮食，就买了12头猪娃和两麻袋山梨。在黄连底沟借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早早起来就往回赶，途经黄连底沟、土基镇、园疙瘩、史家河沟、纵目沟、史官沟、空走河沟等地，一路上是人吃梨，猪娃吃胡，回到家时天都快黑了。后来冯原过集，卖掉猪娃和山梨，我们每人挣了五块钱，然后用这钱，每人买了件条子绒裤子。这次的黄连底沟之行，是我们路程最远，下苦最多，当然也是挣钱最多的一次。
早已远去的学生时代，却让人眷恋万分。那个逃学到砖窑烤红薯的无知孩童，那个跟随人流观望“走资派”游街的懵懂少年，还有那年那月石堡川水库工地热火朝天的场景，以及驮着百十斤的重物，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推车的身影，犹如过电影一般，经常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