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工业社会中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是消解权威与核心的结果，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自由，而非现实的人生的自由。
现实的资本主义中，由于“物”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人的生命价值是以占有和支配“物”的数量来衡量的。建立在权钱交易上的雇佣关系，把人的个性和质量弱化到纯粹的数量水平，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工关系的核心度量。同时，自动化的生产方式把人牢牢地捆在了机械上，人的创造性和差异性被微缩，从而造成社会对于个体价值追求的忽略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冷漠。
这样，自由成为虚无的表征，也成为荒诞的居所。
于是乎，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意义为工具所窒息，这是现代文明、现代人生存感觉的突出特征。货币经济全面切入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主体精神日益受到前者的排挤与压制。
齐美尔对此开出的药方是“距离与疏远”：主体应该远离和摆脱那个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返回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持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但是，该怎么疏远，怎么离开呢，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