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第十四」40
【原文】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译文】
子张问：“《尚书》说：商王武丁信任（冢宰）、保持沉默，三年不言政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何止商王武丁如此？古之天子人君尽皆如此。国君去世，百官便各司其职并听命于冢宰三年。”
【注释】
“子张”，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七岁。为人勇武，善交友，重德行修养。
“书”，古时对《尚书》的简称。
“高宗”，即商王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在位。子姓，名昭。“高宗”是其奉祀于太庙时所用的“庙号”。武丁任用贤能、励精图治，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盛世”。
“谅阴”，诸注多采郑玄的说法，认为是辗转通假于“梁庵”，意为居丧之所。而何晏则认为是“谅，信也；阴，默也”，如西汉名士杨雄所著《方言》中的“众信曰谅”，以及《战国策》中的“齐秦之交阴合”。今从何晏注。
“不言”，指不言及政事，非谓缄口不言。
“何必”，何止，不仅。
“人”，此处指天子、人君。如《尚书》中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薨”，音“轰”，公侯卒也。《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
“总己”，即总摄己职，各司其职。
“冢宰”，殷商始设之官名，即“太宰”，为百官之长、六卿之首。“冢”，大也。
【评析】
《尚书·说命》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祀”是商代时对年的称呼，故“三祀”即“三年”；《尚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就是子张对商王武丁这一段历史的概括，并非《尚书》原文。子张对商王武丁的做法不太理解，便向孔子请教。因当时诸侯已不行三年守丧之礼，故子张有“何谓也”之一问。
古时的天子人君都要行三年守丧之礼。期间由冢宰代理政务，百官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所谓的“古之人”，是专指古时的天子人君，而非泛指所有人。因为孔子视为政者为民众的表率，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参见《善读「论语」12.19》）。可见，礼必须要自上而下去行。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要反复强调“上好礼”、“为政以德”、“子帅以正”，以及始终将守礼与违礼的关注重点放在为政者身上的原因所在。因为那才是行礼之本。
因此，只有能使为政者主动和被动守礼的礼制，才能成为人类在达到终极文明之前的合义之礼。这就要求制度设计必须要能有效地约束为政者，使为政者起码能保持被动守礼的状态。从人类的政治实践来看，当前只有民主架构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守丧三年，是古人向去世的父母表达感恩之情的、充满仪式感、且令人尊敬的一种礼仪，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孝悌之心，使社会形成向善的风气。很多现代人对古时的三年守丧之礼感到难以接受。其实古人的生活，形态简单而节奏缓慢，三年守丧对于古人生活的实际影响，并没有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大。
孔子说：“礼以行义”。而“义”则会因时间、空间和施受双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今人与古人的生活环境迥异，无论是丧葬制度、丧葬习俗还是日常生活方式，都决定了古人的守丧三年之礼只能成为今人传说中的存在。但也正如孔子所说的“礼以行义”，“守丧三年”作为一种“礼”，在形式是尽可以随“义”而变的，但感父母之恩的“义”却是始终不应改变的。现代人虽不再可能做到像古人那样结庐守墓，但在心中常常感念父母之恩，常常为父母善作功德，常常为父母诵经念佛以为回向，却是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