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寨子还是那个寨子。头脑精明的致富能手、勤劳本分的农民夫妻，以及性格孤僻的留守儿童、晚景凄凉的耄耋老人和游手好闲的光棍懒汉等等拼凑成了这个寨子的众生相。今日要描写的则是这个寨子里的三个懒汉：大贵、二应和阿小（化名）。
大贵
时至今日，大贵应该已经去世两年多了，罹患脑癌。至于大贵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的原因，村里的长舌婆娘们组建的舆情中心传出的结论是：大贵前几年作为少数几户享受异地搬迁政策，新修的那栋平房的地基选错了地方，那里原本是村里的庙堂所在地。大贵是典型的福贵式人物，上有一对颤颤巍巍的耄耋父母；兄弟大富是精神病患者，常年光着腚在大街上到处游走；大贵的老婆阿丽则是聋哑人，黑户，上不了户，扯不了结婚证；大贵膝下的两个儿子，大的中学毕业后，就跑去了州府打工，小的则还在小学就读，每次去他家走访的时候，经常看到小儿子四仰八叉地躺在破床上，玩着手机游戏。在常人看来，这样的家庭集齐了人间所有的苦水。好在有扶贫政策的支持，因贫施策。低保兜底、异地搬迁、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犹如雨露般纷纷撒向这个赤贫如洗的家庭。
而为什么把大贵定义为懒汉？按说有这么全面的扶贫政策福泽，在父母养老、医疗、教育这方面已经替大贵家承担了大部分的支出，大贵带着一家人只要勤劳肯干一点，正常的家庭生活还是能够操持下去。大贵家的居住环境有了改变，但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去大贵家走访的时候，更多地是看到他坐在新房的院坝里，慵懒着晒着太阳，更滑稽地画面就是，他聋哑媳妇阿丽背着几抱大的柴草从不远处的山路上艰难地走回家。我们又好笑又好气，问大贵为什么自己不干活，竟让他老婆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国家帮扶政策好，但是主要靠你们自己勤劳致富呀。大贵回答道“我有病，一干活就腰痛，我婆娘她虽然是个哑巴，但是她有力气！我儿子已经在外面打工挣钱了，再说我平常也挖点中药去场上卖，也能挣点钱！”话毕，他指了指屋檐下的木桶里泡得发黄的所谓中药。顷刻间，我和同事相视无语，进屋环顾他家还未粉刷的堂屋和两间卧室，家里的家具除了碗柜是新的，其他的床架子、桌椅板凳基本上还是从原来的破房子搬过来的，小儿子依旧躺着床上全神贯注地操弄着手机游戏。我们从大贵家出来后，便径直朝勇云婶家坐去，勇云婶还给我们吐槽，大贵几个月前朝她借一百块钱还没还！大贵去世后的两三个月，他媳妇阿玉便又跟同村的另外一个大龄单身汉二应过上了日子，小儿子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
二应
二应四十来岁，两口之家。一直未婚配，和他的七十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家里除了他老母亲到处捡点破烂卖以外，就指望二应自己偶尔出去打点零工。为什么说偶尔，因为我们每次下乡走访基本上都能看到他在家，相对于其他勤劳能干的贫困户，白天基本上都是见不到人，要么常年在外打工，要么也会白天出去打点短工。至于二应平常在家干点啥，从他常年穿着个裤衩子，睡眼惺忪和凌乱的头型能够看出是在睡大觉。有次同事在他的扶贫手提袋里还摸出了几张骚剧照光碟。有次去大门紧闭，电话也联系不上，我们心里猜想着应该是出去打工了。后来通过和他经常一起看骚录像的阿小无意间打听才知道，原来二应失联的那段期间是被因为在城里嫖娼时候被抓了，关在哪里，阿小清清楚楚。
二应家的转变应该是他母亲去世和阿丽跟他过日子以后。我们再去登门的时候，二应的穿着打扮明显干净利整了许多，出去打零工的日子相较以往更多了，原本堆在堂屋满地的破烂被清理了，二应的卧室也多了点女性气息，铺盖卷换成了新的，收拾得整整齐齐。阿丽再次看到我们，羞红了脸蛋，毕竟两三个月的功夫，她已换了身份。只是这时候我们心里有点惦念她小儿子的状态…
阿小
阿小是个侏儒，也是四十多岁。二应找到了老婆，其实最不开心的是阿小。可以理解，作为村里的两个光棍汉，原来二应没找老婆之前，单身的舆论压力是两个人承担，现在二应找到老婆，这种压力就只有阿小一个人承担了。特别是他俩住得又是房前屋后，每天夜晚二应和阿丽卿卿我我的生活画面多少对阿小有一定的心理冲击。阿小再也不去二应家了。
阿小之前的几年是在浙江，由于个子原因，进不了工厂，只得跟着几个老乡在工厂门口摆摊炸油粑粑，按说一个人过活，挣点生活费还是可以营生的。可阿小偏偏受不了摆摊起早贪黑的苦，扔了家伙式又回了村里。回到家，家徒四壁，靠着他老汉遗留下的一点家当过日子。没有收入来源，跟着他哥哥嫂嫂搭伙，没少招他嫂子白眼。村里给他安排的环卫工工作，没干了几天，就撂了扫把撮箕，嫌弃活脏人累。三个懒汉里面，最让工作队头痛的就是阿小，好吃懒做不说，关键是迎检期间，还时不时跑出来发表牢骚！
通过几年的扶贫工作，深切地感受到最让扶贫干部感到心累的还是那些缺乏动力，没有家庭责任感，不愿意奋斗的懒汉。这些人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意愿薄弱，而不是缺乏劳动机会。然而，类似的贫困户又绝非少数。在当前市场劳动机会充足的情况下，只要贫困户身体健康，基本上都能够找足以满足脱贫条件的工作岗位。但是，长期积攒的惰性思维和习惯却成为了这些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