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江中学读到高二时，我们被告知，市重点中学的学生高中读两年，区重点中学的高中则是三年制的。听闻这个消息，我们都高兴坏了，庆幸自己中考时多考了几分，就能早一年高中毕业。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们的生活还没来得及改善。从家到学校，我可以坐61路公共汽车，在鞍山路上车，过江浦路和宁国北路（后改为黄兴路），接下来就是双阳路了。3站路5分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搭乘公共汽车上学、回家，都是背着书包提着装有两只搪瓷碗的饭袋穿梭于鞍山路和双阳路之间。还好，那时学校还没要求我们那么早去学校，我总是吃着早饭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后，在7点钟到7点15分电台开始播送歌曲期间出门。那时候，新歌不多，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李谷一演唱的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中的玫瑰》、《乡恋》、《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毫不夸张地说，至今这些歌曲我都能张口就来，听的次数太多了嘛。
如果说，走着去学校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从学校走回家，就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因为，那一路上我总是觉得很饿很饿。相比前两年，食品店里的货架上、橱窗里丰富了许多，鞋底酥、菊花饼、桃酥、红蛋糕、白蛋糕等等，都能买得到，但是，我没有钱，连3分钱一个鞋底酥都没钱买，不要说8分钱一个白蛋糕了。
倒不是爸爸妈妈不爱惜我们，实在是因为他们工资不高还要分担从来没有上过班的奶奶、外婆的生活费。他们总是囊中羞涩，心情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就是他们发泄生活压力的出口，挨骂多了，我们恨不能早一点离家独立，少读一年高中，对我们来说太完美了。
既然高二已是毕业班，1980年9月一开学，学校就要求我们选择文科或者理科，然后分班。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爱好文科，只有学不好理科的学生才会选择文科，是共识。控江中学果然藏龙卧虎，6个班差不多300个高二学生，选择文科的只有20多个，我是二十多分之一，从6班将我的东西搬到4班文科班里，几步路走得我好不沮丧。
孔赋仁就是文科班的班主任，现在回忆，他是不是已经退休了被学校返聘回来的？头发半秃、腰背佝偻，笑眯眯的脸总是潮红着，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孔赋仁血压高。任何年代，相貌都是让我们对其产生好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第一要素。我们不喜欢孔赋仁，实在是因为他上课很一般。
我原来所在的6班，变成了物理班，班主任叫何大伟，物理老师。那时，何大伟已是上海市赫赫有名的物理老师，所以，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总是昂首挺胸的，哪像我们的班主任，见谁都点头哈腰的。高二一年，凡是学校的重要活动，什么庆祝国庆文艺汇演、复旦大学的老师来学校宣讲、形势报告等等，6班永远坐在礼堂里最好的位子，而我们4班，则总是龟缩在本就不大的礼堂一隅。如此一来，6班的人个个趾高气昂的，相比之下，我们4班就显得灰头土脸了。那时，重视理科偏废文科，是社会风气，可我们却固执地认定，那是我们的班主任孔赋仁过于谦卑的结果。我们曾经结伴找过校长，要求换班主任。校长两手一摊：“你们的历史老师还不知道在哪里呢，还要换什么班主任！”
贵为市重点中学，控江中学照样缺老师缺得厉害。其实，缺的何止是老师！1981年的高考，考生要考6门功课，文科生考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和地理，为了备考这6门功课，进入高二以后，我们几乎每天以一场测验或者考试结束一天的学校生活。要考试，就要有试卷，又遇上全社会闹纸荒，我们每天拿到的试卷都是用那种薄如蝉翼的传单纸印成的，答题的时候稍一用力，笔尖就能将试卷拉出一道裂痕。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每天拿到的试卷颜色各不相同，粉红、淡黄、浅蓝、果绿等等五彩缤纷的传单纸，都曾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试卷。
印制试卷的纸张可以薄可以五颜六色，没有历史老师，可就要把文科班的二十几号人挡在大学的门外了。怎么办？
那一节语文课，上鲁迅先生的《祝福》。孔赋仁照例冲座中的我们鞠了一个浅浅的躬，师生互相问候后，他在黑板上板书“祝福
鲁迅”的字样。像任何一堂语文课一样，教室里陷入这样的格局：孔赋仁在讲台上唱独角戏，我们则在教室里自由活动，有人在做练习卷，有的人在读课外书，间或，我们抬头看一样因为讲课脸色更加潮红的孔赋仁，“孔夫人”，我们念叨着，重又做起自己觉得比语文课更重要或更有意思的事情。
就要下课了，突然，我们听到孔赋仁说：“我为你们找了一位区里最好的历史老师，现在要跟你们商量的是，晚上上课行不行？”瞬间悄无声息以后，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孔赋仁真替我们找到了一位特别好的历史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文科班为控江中学赢得了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荣誉：文科状元，我们班的；第七和第九名也是我们班的。外语类状元，我们班的……
因为高考成绩特别出色，新一届学生入校时，我们被集体邀请回学校跟师弟师妹传授经验，就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听说学校给孔赋仁涨了两级工资。私下里，我们议论纷纷，觉得我们班高考成绩出色，与孔赋仁没有太大关系，他捡了便宜。
过了若干年，我们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意识到当年的议论有多么孟浪，便相约去探望已经退休多年的孔老师。
孔老师的家，在新昌路石库门的一间前厢房里。我们去了才知道，孔老师已经坐上了轮椅，做我们班主任时一直潮红的脸色，也变得萎黄了。孔老师的神态，让我们愈加内疚，不约而同地，我们对孔老师说：“对不起，当年……”
孔老师没有让我们把话说完，打断我们后气若游丝地说：“做老师嘛，就是给学生错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