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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那年我要去市里上小学，父亲只好带着我和母亲搬离了乡下的老房子。从那以后，老家就成了奶奶家，不再是我家，我们三口人也成了城里人。从我奶奶家向南望去，河道对岸是郁郁葱葱的百亩林地。我四五岁的时候，河道没有现在这么宽，那会儿还是条小河。河水很浅，但河岸很高，因此村里的人也习惯把这里称为“壕沟”。我记得那时河水很清澈，能看到河底椭圆形的小石头，偶有黑不溜秋的小蝌蚪或者小鱼游过。奶奶不让我们喝河里的水，她说上游会有猪马牛羊在河里洗澡，不干净。我们点头应着，但不影响玩累了口渴时捧起来咕咚一口。冬天的时候，坐着大人们制作的冰车在冰面上驰骋，那是我们童年最幸福的记忆。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河道也越来越宽，河水也逐渐干涸了。有一年暑假，刚下过一场大雨，小伙伴喊我出去看发大水。我没见过发大水，只听大人们提起过。跟他们跑到河道边时，大人们已经在那里了，浑浊的河水在河道里奔腾，上面还漂着连根拔起的野草及灌木，还有一些衣物和猪鸡羊的尸体，不时还能看到农村做房梁用的圆木。大人们叹着气，低声交流着，孩子们没心没肺地欢呼着。突然一个大人一个趔趄，脚下的土地被河水削掉了一大块，他差点失足掉下汹涌的洪水里，幸好旁边的人眼疾手快拉住了他。周围的人们见状，迅速向后撤，随后他们刚刚站过的那处岸边土地不断地被洪峰吞噬。大概还需四五米，这头“野兽”就要吃掉奶奶家的院墙。那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感受水灾，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洪水猛兽，它让我惧怕，真实的恐惧。我那晚高烧不退，不停地说胡话，父亲第二天就带我回了市里，许是因为他听奶奶说的，这个季节山洪说来就来，隔壁村子已有孩子被洪水冲走了。
那之后不久，父亲突然说要种树。种树我会，学校老师带我们种过树，我种过一棵杨树苗，觉得很有趣，就是用铁锹挖树坑时把手心磨出了水泡，疼了很久。但我自认为我已是个植树能手，想着将来定会成为父亲的好帮手，我激动不已。可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听父亲一番说辞面色逐渐凝重，尴尬的父亲摸着我的头尴尬地笑着。不过当我听他说要种一万棵树时，我对父亲说，我有很多作业需要写，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山上种树。那会儿作为学渣的我对一万棵树没什么概念，但我知道一百棵树我们学校种了一个下午，最后还送给别人二十多棵。
那天父亲和母亲久违地吵架了，记得上一次吵架还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为去谁家过年而争吵不休，而奶奶家和外公家不过隔着一条路而已。只是这次争吵不同以往，这次母亲搬来了很多救兵。最开始找来的是邻居里最热心的那几位，东家长李家短，市长不管的事她们都管。这回她们意见少见得一致，不同意父亲种树，从她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我听到了一万棵树苗加承包土地要花掉三万多，很明显，我不知道三万块钱是什么概念，但当我听说那会三万多能买一个带院子的大平房时，我的心头一惊。她们说如果父亲真的拿那么多钱去种树，最后肠子都得悔青了，我不知道那是啥意思，但是我已经开始后悔支持了父亲种树，我的肠子可能已经青了。她们说她们的，我父亲硬是一句话茬都不接，他就蹲在墙根底下捏着半截冰棍杆在地上划着道，还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琢磨啥。母亲眼见着父亲油盐不进，又搬来了我外公，外公从经济学角度给我父亲上了一课，他算计的是树木成材后卖出的收益，经过他的推演，树木的收益应该低于房子的上涨，结论是投资房产收益高，所以他反对种树。我当时感叹母亲说得真对，人就得学习，就得如我外公这般有文化。外公说话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我虽然听不懂，但我就是觉得他说的都对。只可惜外公跟我父亲聊经济学，我父亲却只跟外公谈山洪。外公说现在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就算整个村子都让山洪冲跑了，也不耽误人家吃饭啊。外公回乡下那天，气得中午饭都没吃。
那年端午节一大早，爷爷让父亲陪他出去走走。爷爷指着院墙外的两棵大榆树说，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家伙守着这里，我们这整条街坊的院墙早就被山洪冲毁了。父亲点点头没说话，他翻过墙顺着河岸的一处陡坡跳下去，身后尘土飞扬。最近的一次山洪，把河岸冲成了悬崖模样，新鲜的黑土裸露在外面，宛如一堵黑色的墙。从遥远的地方冲下来的砂石，在他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不远处飘来阵阵恶臭，是死猪抑或是死羊的腐朽味道，蛆虫享用着它们最后的盛宴。死去的动物常常会给村里的家畜带来疾病，父亲提议将它们掩埋起来，爷爷望着河道上游那片被灰黑色的云笼罩的天空说，不用了。稍矮那棵大柳树根部的土壤被洪水冲走了约三分之二，可它依然笔直地耸立着，像个英勇无畏的战士，镇守着这条老街。父亲抚摸着它长而坚韧的悬在空中的根须，又望向远方，久久的。
那年过完年，父亲就出了远门。父亲走后，母亲情绪很失落，善解人意的我尽量避免惹到她。但我那稳定的学习成绩，以及老师的亲切慰问，毫无疑问成了她发泄情绪的充分理由。不过想着能让她心里好受点，我挨几次打也值得，毕竟当初父亲说要种树时，我是高举双手支持的。父亲回城后直接回了乡下，母亲说父亲去刨树坑了。姥姥带来了父亲那边的消息，她说父亲为了省些钱，把一部分树坑承包给了开钩机的，另一部分则自己挖，双手都是水泡，天天在山上啃馒头，那才可怜呢。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两只手的手心，我知道水泡有多疼，我心疼父亲，偷偷抹着眼泪。我妈听着听着也止不住地流眼泪，接着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收拾啥，我发现她似乎早有准备。我问她干啥去，她说不能让我父亲自己受罪，树苗都买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去给父亲做熟饭。我终于明白，姥姥这次来，其实就是来照看我的。
我妈走了以后，我姥跟我说，我的父亲不是自己挖，村里很多村民义务帮我父亲挖，出工还不吃饭。我父亲天天就着猪肉炖酸菜粉条啃馒头。我说姥姥你这不骗人么。姥姥说没骗人，就是话说一半。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父母回来了，如果不是我母亲提醒我，我真没认出那是我父亲，头发像鸡窝一样支棱着，脸晒黢黑，胡子拉碴的。认出来是父亲，我冲上去抱住他的脖颈，呜呜地哭着，哭够了，我问，爸，种上了？父亲说，种上了。我又问，都种上了？父亲答，都种上了。
第二年，没发水，大旱。天上没有一片云彩，人工降雨也没有用武之地。玉米杆的叶子都黄了，无精打采地依偎在一起。农民们忙着用拖拉机拉着硕大的水箱“抗旱”，一车车的水顺着白色的塑料管子汩汩地淌进了垄沟，空气中升腾着阵阵土腥味儿，不久这味道散了，土地上的水也就干涸了。如此往复，有的人就放弃了，有的人却偏要跟老天爷死磕。我的父亲，就是那为数不多的想跟天斗一斗的人。长时间的干旱，很多树苗渴死了，父亲又买了几百棵树苗，补种上了。有几村民，一开始还帮父亲浇灌，后来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来了。父亲知道，那些人觉得这是在白费力气，他也曾动摇过。但他想着，能救一棵是一棵，于是父亲每天拎着水桶，跨过干涸的河道，从家院子里打水，一桶桶给补上的苗浇水，水洒在身上，和着泥土，都快成兵马俑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坚持感动了上天，在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奶奶说，老天都被我儿子感动了，都感动哭了。外公说，这是老天撒泡尿让你儿子清醒清醒，这么干不得出人命啊，我可不想让我姑娘守寡。冬天的时候，母亲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她也不跟父亲商量，就径自去外公那借了七千块钱，用报纸小心地包着，裹在棉衣里拿了回来交给父亲。父亲握着钱说，还热乎呢。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哭，那是第一次。那年我们没去乡下过年，对外公和爷爷说是在城里的家过个年。其实是我母亲说家里没什么钱了，就不去走亲戚了。我父亲红着眼睛说，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我母亲别过脸去，哭了。
春天打了深水井以后，饥渴的树苗喝上了水顿时焕发了生机。暑假的时候，我跟母亲去看父亲和树。那会树苗还比我矮一点点。父亲穿着白色，此时已成了褐色的背心，弯着腰铲除野草，父亲肩膀和后颈的皮肤已经晒伤爆皮了，那会儿我真的不理解，遭这些罪，他图什么。
夏末的一天，父亲接到电话，说壕沟又发水了，这次水量很大，树苗被冲走很多，挂了电话，父亲呆呆地坐床边，默不作声。许久，他猛地站起身，拎着头盔，到处找摩托车钥匙，最后在头盔里找到了摩托车钥匙。母亲说，我跟你去吧。父亲放下头盔和钥匙说，不去了吧，虽然早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还是不希望来得这么快，明明再过几个月，它们就深深扎根了，再大的水也不怕了。
父亲说那个秋天是他最难忘的。乡政府知道父亲种树的事，又听说了水把树苗冲走了，很关切，于是联系我父亲商量修复河道的事宜。乡政府早就想治理水患，无奈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又因为资金短缺，导致修复河道的事一拖再拖。直到见到乡长，大家才弄清楚，父亲种树的初衷。奶奶家的村子分南村北村，北村也就是奶奶家这边，河岸空间已被洪水蚕食殆尽，父亲只好让这一条街家家户户在院墙内先种两排树，作为最后防线，以防万一。而南村周围是庄稼地，庄稼地几乎发一次水就被冲走一大片，眼看着就要冲到村里了。南村的人口比北村多，并且屋舍相对集中，若真有一天洪水泛滥，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想都不敢想。父亲正是看到了这点，于是决定种树，形成林带，树木扎根土壤，成为抵挡洪水的天然屏障。无奈树木生长缓慢，而洪水却随时来犯。这次乡长就是来帮父亲解决燃眉之急。乡里提供资金用石块和铁丝网做成简易的防洪堤，能保证林地前方的土地不被冲垮，给树木争取生长时间。我外公说，那回村民都疯了似的抢着干活，妇女帮着编制铁丝网，男人们搬石头，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我父亲就蹲在岸上一会哭一会笑。
冬天的时候，我已需要仰望这些父亲的“树娃”，它们成长得可真快，据说是因为外公不知从哪要来了很多羊粪，抛洒在了林地里，给它们提供了难得的肥料。父亲带我走在林地中，脚踩在雪地里吱吱作响，不时还能听到树枝被踩断的声音，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将这些树枝修剪下来。父亲说，修剪是为了它们更好地活，比如我爱玩游戏机，这是不好的爱好，修剪掉，学习就会越来越好。他看我心情低落，提议教我唱一首周杰伦的歌。
后来，我们种植的树木已遍布整个乡，从一开始的功能性林地，到后来的退耕还林。我踩着父亲的脚印，在植树造林的路上从未停歇。多年后，我在山上，领着工人修剪树枝时，还常常想起那年冬天我和父亲走在林地，说过的那些话，还有他五音不全地唱着跑调的歌。如今父亲已不在是那个能拎着盛满水的水桶翻越河道的壮小伙了，但他依然坚持跟我上山下乡，不时提醒我，哪的树病了，哪的树生了虫子。我就笑笑，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