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春。石家庄。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很早。
二月底的时候，路边的野花就开了。一簇一簇的二月兰，紫色的，小小的，在风里摇摇晃晃。沈念每天经过那条路去上班，都会低头看那些花。她想起在苏州的时候，他指着路边的野花说：“你看，这些花没人种，没人管，可它们还是开了。开得比园子里的花还好看。”
她当时说：“那是因为它们自由。”
他看着她，笑了笑：“你也是。你也是自由的花。”
她那时候不懂他的意思。现在她懂了。他说的是——他不会把她关在园子里，不会把她当成盆景来修剪。他要让她自由地开，自由地落，自由地做她自己。
可她已经不是花了。她是草。是那种被踩了无数次、被火烧了无数次、被风吹了无数次，可一到春天还是会冒出来的野草。她不需要园子，不需要花盆，不需要任何人来浇灌。她自己就能活。
可她还是想他。
想他在身边。想他坐在对面看书的样子，想他用笨拙的左手拿筷子的样子，想他在雪地里画园子的样子，想他叫她“念卿”时声音里那种温柔的、小心翼翼的、像是怕惊动什么的东西。
她想他。想得心里发疼。
归晚已经一岁半了。她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会叫“妈妈”了。她长得像他——眼睛像，眉毛像，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也像。沈念每次看见女儿的脸，都会恍惚一下，以为是他回来了。
可他没有回来。
顾长宁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她托人打听过，可什么都打听不到。东北那么大，局势那么乱，一个人消失了，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连个涟漪都留不下。
她开始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带归晚，习惯了每天上班下班，习惯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那些信，一封一封地看，一遍一遍地读。他的最后一封信是民国二十一年冬天写的，只有一句话：“任务艰巨，短期内无法联系。等我。”
她等了两年了。从民国二十一年等到民国二十三年，从民国二十三年等到民国二十四年。等到归晚会叫“妈妈”了，等到归晚能自己走路了，等到归晚开始问“爸爸呢”。
“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她每次都这样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可她知道，“很快”是一个谎话。她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会等。不管多久。
三月的一天。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沈念在医院里值班，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换药。外面有人在喊，有人在跑，可她没在意——战地医院里每天都有人喊，每天都有人跑，她习惯了。
“沈护士！沈护士！”小曼跑进来，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的，“门口……门口有个人……”
“有伤员就抬进来。”沈念头也没抬，继续换药。
“不是伤员……是……是……”小曼喘得说不出话，“是个男人……”
“男人？”沈念终于抬起头，“什么男人？”
“他说……他来找你……”
沈念的手顿住了。手里的绷带掉在了地上。
她没有去捡。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小曼的脸，看着小曼眼睛里那种她从未见过的、激动的、近乎狂喜的光。
“他说他叫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
“他没有说名字。他说——”小曼深吸了一口气，“他说，‘告诉沈护士，我挂了号，胸口疼。’”
沈念觉得整个世界都停了。
她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见任何东西，脑子里只有那四个字在不停地旋转、放大、炸裂——
胸口疼。胸口疼。胸口疼。
她想起在苏州的时候，他说：“你若想我了，就听听这表的声音——我的心跳，和它是一个频率。”
她想起在石家庄的时候，她说：“你要活着。活着就是最好的道歉。”
她想起在火车站的时候，她说：“你一定要回来。”
他回来了。
他说过会回来的。他发过誓的。他从来没有骗过她——那些所谓的“欺骗”，都是保护。他唯一骗她的，是他说自己会很快回来。可他用了两年，用了整整两年，才从那个她不知道的远方，一步一步地走回来。
沈念跑出了病房。
她跑过走廊，跑过操场，跑过那棵槐树。她跑得很快，快得像是在飞。她跑了五年，从苏州跑到北平，从北平跑到天津，从天津跑到石家庄。她跑过了整个青春，跑过了所有的伤痛，跑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
她终于跑到了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