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姐姐》上映以来，引起不少的讨论和争议。网上讨论最激烈、最多的是影片的最后，姐姐在进行了多轮的挣扎、斗争、舍弃后，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坚持，把弟弟领回了家这一结局上。

看完整部电影的观众应有此感受：在电影呈现的情境下，无论姐姐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法令人满意。

如剧中结局，姐姐妥协了，观众们觉得憋得慌，你一个问题讨论了两个小时，也铺垫了那么多关于姐姐的不同与坚持，结果回到原点，前面讨论的问题屁用没有。

剧中姐姐价值观与人生态度设计，是一个有独立思考选择能力的成年女性，她的能量很强大，主意也一直很正，她一心想着考研到北京实现自己的人生事业梦想，她的主意大到可以左右男友的人生选择。即使姐姐最后因为内心的情感和人性温度而选择了抚养弟弟，也至少应该体现出姐姐和姑妈的不同。

关于这点，影片没有给出明朗的指向，在姐姐做出选择弟弟的决定后，我们反而对姐姐的未来，感到担忧。当她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是否会陷入与姑妈一样的困境里？

如果姐姐最终选择坚持破除家庭对自己的禁锢，没有领回弟弟，把弟弟送人领养。我觉得至少影片应该先解决一个问题：姐姐怎么解决内心深处的情感牵绊？父母的生养之恩、姑妈与舅舅的复杂恩情、道义，父母留下的遗产的合理分配，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姐姐将成为一个缺乏温度，脱离情感环境、甚至"六亲不认"的冰冷人物，影片则可能会走向负面的价值导向之路。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向电影，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不是要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为了让观众看得爽，而是想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实问题——年轻一代女性是否应该为家庭牺牲。

笔者作为一名，不算特别年轻，在家庭中逐渐具备主要发言权的80后女性。我觉得，《我的姐姐》影片关于女性困境的主题立意，在困境的定义和设计上稍微有些过时。

就如前段爆火的国产动漫《哪吒》，从旧时代对专制父权的反抗，转变为外界环境与自我定义之间的冲撞和角逐，这是一个在追求自己梦想道路上不断受到偏见和打压，但始终有勇气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故事。它的改编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不会令观众觉得别扭，就是因为它的立意与时俱进，符合新时代的社会语境。

现在已经2021年了，00后都快出来工作，准备成家立业了，影片中姑妈所处的那个资源留给弟弟，姐姐要一辈子承担帮扶弟弟责任的那个年代，已经至少跨过了两个时代，80后、90后多数没有兄弟姐妹，他们面对家庭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更能理解和体会作为个体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我的姐姐》是拍给80后、90后们看的，我觉得编导们小看了新时代的年轻人。

我不觉得他们会陷入《我的姐姐》那样的困境里。借助自由主义哲学理论来理解，自由主义之父洛克认为，一个站在悬崖旁的腿脚完好的人有跳下去的自由，因为他有能力完成这个动作；但当他落到半空中却想要返回原处的时候，他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能力无法满足自己的意欲。而哈耶克则从与"奴役"相对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他认为，即便一个攀岩者被困悬崖之上，他也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并没有受到他人意志的强制。（注：出自《哲学真的很好玩》贾辰阳、弗兰克）

从法律角度，无论兄、姐对于弟、妹的抚养义务，还是弟、妹对于兄、姐的扶养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附有条件的：

兄、姐对弟、妹承担扶养义务的条件：

1、兄、姐要有负担能力，如果兄、姐自身生活难以维系，或者仅仅是能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那么他们对弟、妹就不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2、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如果父母有能力扶养，兄、姐对弟、妹就不负有法定的扶养义务；

3、弟、妹尚未成年，如果弟、妹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即使是不能自食其力，兄、姐也没有扶养义务。上述三个条件应同时具备，否则，兄、姐对弟、妹的扶养义务就不能成立。

首先“姐姐”有回寰的余地，如果她不具备能力则无须承担抚养义务。关于姐姐把弟弟送给他人领养是否属于违法？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这点存疑。

从资源角度，片中姐姐，也并没有处在不可回寰的悬崖半空，父母给她留了一处可以自由买卖的房产，100万我认为足以支撑她和弟弟完成学业，而她本身也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她有自由的能力，同时她也须承担自由的责任。

从道德角度讨论，姐姐是否最终被家庭责任限制了自由呢？这一点其实是最难理解的，也恰恰是该影片最缺乏进步性的一面。

自由主义分支中，我们熟悉的马斯洛自我实现理论，充分地注意到了个人的社会性。一方面，自我实现的个人较少地依靠他人来获得满足，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自我实现的个人对其他人们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同情心和关切之心。同时，马斯洛研究中的自我实现的个人还有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这些个人经常感受到某种内在使命，意识到有什么任务要完成，以及有许多超越一私之利的问题去解决。马斯洛的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超越性是很显然的。 （注：出自《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

影片中姐姐的所谓“理想”过于单薄片面，与其社会性、家庭性关联不足，这也导致姐姐不养幼弟的选择显得“自私”且不堪一击。是否不顾一切地考了研去了北京，她就自由了，她就实现了自我价值？不是，一方面她依然是要依靠父母留下的遗产才能完成梦想。另一方面在割裂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或家庭责任之后，她的自我实现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是退步的自私自利。

不可否认，《我的姐姐》的编导制片们是怀揣着社会关怀责任去孕育这部影片的，比起无脑烂片，能引发大众的思考这点已经非常难得了。但我们也期待，电影工作者们能有更加犀利、准确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发现现实中真正的困境，并且至少给出一个可能解决困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