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姊妹四个，有大哥大姐和一个弟弟。我的两个舅舅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每年春节初二或者初三，我随我妈回农村老家的时候都是住在舅舅家。大舅在没盖新房子之前，都是住在小舅家，大舅盖好新房子之后，每次回去就都住大舅家了。

江苏的冬天很冷，连云港和徐州又是江苏的最北边。零几年农村的条件不比现在，家里能有台电视机就很“现代化”了。那些日子，让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电视机里不断播放的各台春节晚会，就是家里长辈们的红包了。我妈不爱欠别人什么，因为自己家里也不富裕，所以不敢收受他人的好意。我也是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对逢年过节别人的红包啊、别家孩子有的好吃好玩的念念不忘，也不要别人一给你就拿，不要馋的流口水。时间久了，我对逢年过节乃至过生日都没什么物质期待，倒是挺希望春节能下下雪。我喜欢春节的雪胜过红包。

大年初一每当长辈给小孩发红包的时候，我都要先装出一副开心的模样，然后再装成熟——不断推辞，不断说“不要、不要”，还要再装若无其事——就算真没拿到红包，你看我也不难过，你看我看起来还是很开心。但有一次，我还在小舅家的小房子里酣睡，直到阳光把我从梦里轰了出来，才一睁眼看到大舅早早的来了房间，把我的脚丫子抱在怀里暖着，难怪一觉醒来不像前几天似的冻脚。我妈不知道在和大舅聊什么，他看到我醒了，就变魔术似的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大红包，看起来厚厚的。

我照例先惊喜一番，然后推辞不要。他却不好意思的说没来得及去银行去整钱，都是五块五块的，叫我收下。我看向我妈，眼神里都是询问：“咋办啊妈？”终于，她说拿着吧。我哈哈一笑，习惯性客气地说不要，手却捏着红包感受它的厚度。

大舅很开心的从床边站了起来，他朴实的笑了。笑起来的时候很阳刚，这个中年男人长得棱角封面，大大的眉眼靠左上方有一颗凸起的痣，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显得身影高大威猛，低沉的声音充满了安全感。他用普通话夹杂着家乡话的叫我们一会儿去他家吃饺子，然后就潇洒的回自己家去了。

我下了床开心的打开红包，是五元一张的新钞。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来，我唯一能清楚记得第四套人民币里的纸币长相的就是五元钱纸币。那天的饺子应该很好吃，我记忆里的那天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热闹开心的样子。当时我才读初中吧。

大舅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年初去世了。死因是癌症。

那一年我工作不顺，情感生活又一波三折。当时我催促让爸妈拿钱给我在深圳买房交首付，家里人都没什么钱，也就都四处诉苦。被我妈派来做说客的除了一个关系要好的叔叔之外，就是大舅了。

大舅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劝我不要在深圳了。我当时在地铁上没办法和他通电话，只是不断地对他强调深圳如何如何，老家又如何如何。我们都知道当时大舅就已经患病了，大舅妈终日以泪洗面，我也了解他身体的事情。可是我不甘心啊！说来说去我就是不甘心离开这里回老家。他说“你不懂，人生很短暂的……”，“回来陪陪父母……”地铁轰隆隆的开，嘈杂的声音和内心动荡相互抵消化为沉默——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回他。

那天我们聊了房价，聊了生命的长短，聊了什么是幸福，聊了灵魂和死亡。我感觉我们之间越来越远了，他在正该享齐人之福的岁月里，在儿子儿媳、孙子的欢声笑语里停下了，有什么东西缠住了他的脚，他走不动了。孩子们却停不下来，他看着孩子们不断地往前走着，他想挣脱束缚，可是缠着脚的东西竟又缠住了他的魁梧的身体、有力的双手和宽厚的脖颈，相比较之前拉着我们往前跑的自己，或者还能慢慢向前挪动的自己，仅剩下渴望的目光遥遥地看着我们，他直到自己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你不知道他那一句是结束，就忽然再不出声了。

过年的时候我随着爸妈去老家看他，他瘦了，骨头像落尽了叶子的枝干似的棕黄、脆弱。我不敢多看他，更不知道说什么。爸妈问他身体好一些了没，想不想吃点什么……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断地说没事儿没事儿，不要不要，他笑了挣扎着要坐起来，可我知道他在假装，他也一定是在假装，这“没事儿没事儿，不要不要”的样子我比任何人都懂得其中的滋味。我站在房间靠门的位置，看着屋里的人对着他嘘寒问暖，就像在看一副受难者题材的油画，我忽然心疼，疼的好厉害，几乎要碎了。

我不记得是怎么知道的——医生说大舅没几个月了。冬天刚结束不久，在老家的庄稼还没播种的时候，在大地刚刚冒出绿芽儿的时候，在我回深圳没多久，我妈打来电话说大舅走了。很长时间我都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不明白，像大舅那样挺拔帅气的男人，像他这样会给我端洗脚水、大冷天会带我吃羊肉粉丝，一直身强力壮乐呵呵的男人，就这么离开了我们。

大舅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想和她聊聊他，可是我不敢，我怕她伤心。我很怀念大舅，他知道幸福是什么，更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