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是什么

理性始于思想与说话。人类是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依本能为活者，其生活工具寄寓于身体，是有限的。而人则于身体外创造工具而使用之，为无限的。依本能为活者，一生下来便有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则初若无一能，其卒也无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各种本能都是营求生活的方法手段，——皆是有所为的。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他对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不必是为了生活。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须操心自不发生错误。而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作用，即随处可致误。错误一经自觉，恒不甘心。没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

（二）、两种理和两种错误

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这个理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却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吧。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很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科学之理，是一些静的知识，知其“如此如此”而止，没有立即发动什么行为的力量。而中国人所说的理，却是在知识人们的行为动向。它常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它尽可是抽象的，没有特指当前某人某事，然而是动的，不是静的。

动物倚本能而活，几无错误可言，更无错误之自觉；错误只是人的事。人是极其容易错误的，其错误亦有两种。譬如学校考试，学生将考题答错了，是一种错误——知识上的错误。若在考试上舞弊行欺，则又是另一种错误——行为上的错误。前一错误，于学习上见出低能，应属智能问题；后一错误，便属品行问题。智能问题出于理智有关，品行问题与理性有关。

两种错误，人皆容易有，不时的有。这是什么缘故？盖错误生于两可之间，两可不定，则由理智把本能松开而来。生命机械的地方，被松开了；不靠机械，而生命自显其用；那自然会非常灵活而处处得当，再好没有。然生命摆脱于机械之久，就有兴奋与懈惰，而不能恒一。那松开的空隙无时不待生命去充实它；一息之懈，错误斯出。

人之不免于错误，由理智；人之不甘心于错误，由理性。两种错误人皆容易有，不时地有。今日科学发达，智虑日周，而人类顾有自己毁灭之虞，是行为问题，不时知识问题；是理性问题，不是理智问题。

（三）、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一些（天、神、君、国、多数），当做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就在儒家领导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像欧洲中古之世，宗教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有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付精神倾注之所在。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

中国之所尚，在圣贤；西洋之所尚，在伟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会风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凡是一种风尚，每每有其扩衍太过之外，有其是日久不免机械化，原意尽失，只余形式。这些就不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然而却是当初有这种精神的证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