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喜获昆山名医王正公手稿《王斋医稿》甚是欢喜，每日边敲打，边学习，颇为有趣。
正斋医稿
前言
余家世居江苏昆山南乡星渎村。三代业医：先曾祖济堂公擅治内科伤寒温病，传业先祖绥之、清嘉、仪之。再传先父慰、先叔慕晋，因承相袭，著名乡里。余自幼体弱多病，岁十四，先父即命辍学就医，亲授医经，并延师补习古文；十六始侍诊六年，后二年襄理诊务；及廿二自设诊所于吴县甪直镇，后因业务繁忙致病，复返昆城。抗战前一年，先君应章太炎、曹亚伯诸先辈之邀，设诊于上海。翌年八一三抗战，全家去乡定居沪滨。抗战胜利，先君重返昆城，整复旧业。1948年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昆山寓次。回忆随侍先君诊右，抄录医案，襄理诊务，先后达二十三年，无奈禀赋愚钝，终未能尽得其传。所幸自先曾祖济堂公以来，传存部分医案，先君慰伯公又著有《医学汇观》二十册，得以从中探索其治病规范，弥补不足。
1956年在党的中医政策号召下，余应聘本院担任中医顾问；第二年春参加本院中医建科工作，由此得增见闻，受益不浅。历年来余笔录临证扎记，总结治疗经验，撰写医学论述，或投寄医学报刊，或记存以备考，积于今逾二十万字矣。但一鳞半爪，难成体统，不加整理，易于散失。今岁报刊载发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文，余读后深有启发，兼得友好鼓励与帮助，利用病休暇隙，将分散稿件，整理成册，定名为《正斋医稿》。今上册草创初成，持之就教于同道长者，希从中获取教益，如有助于后学者临证参用，则幸甚焉！
昆山王氏对外感热病的学术经验
江苏昆山南星渎王氏，擅长治伤寒温病，名著乡里。先曾祖济堂公，受业于外舅落霞浜陈氏，尽得其传，其治病法度，颇为严谨，用药多中肯，遗有医案甚多，积之盈室，现尚存者，仅光绪年间之二十册矣。传业至先祖绥之，先父慰伯，医名更著，远近就治者甚众。其时农民生活困苦，病非至重笃，不肯就医，故临床所见者，大都属危重之症。先父治病，辨证精详，胆大而心细，有果断，故每挽救危症于旦夕间，是以声誉卓然。抗战前一年，始迁沪行遁。先父常利用下乡诊病时乘坐舟楫之余暇，整理历代各家医论，参以临诊心得，著有《医学彙观》廿册，因历战祸，未及付梓，正公虽自幼随诊左右，然以禀赋愚鲁，体会欠深，未能善为继承，引以为憾。兹就追忆所及，并在其遗著之片断中，略加整理，简介于下。
学术见解
先父治学，上师仲景，下宗叶、薛，对外感论治，更推崇张子和六门三法，主张“温病伤寒一炉共治，新感伏邪在于辨证，定名可不拘四时，识证须分清六气”，更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
（一）外感热病的分类：张仲景《伤寒论》是根据《内经》《难经》之学说，总结汉以前外感热病之治疗经验，论中包含温病治疗的理法方药，温病学说亦是在《伤寒论》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但由于伤寒、温病证候不同，学派各异，加以历代之著述，对病名演化，日趋繁复，先父认为要统一伤寒温病学说，首先必须从外感热病分类正名入手。盖伤寒，温病，均属外感时邪，虽伤寒以六经分类，温病以卫气营血，三焦立论，但其辨证用药，理法则一，可以互取所长，融会贯通，如能掌握各个阶段的主证，则理法方药，就有所遵循。外感热病分类正名问题，前人早有述及，如吴鞠通《温病条辨》归纳温病为四类，以风温、温热、温毒、冬温为一类，暑温为一类，湿温为一类，秋燥为一类，吴坤安氏主张风温不限于春令时感之病，这些见解都是非常精辟的。先父认为：外感热病的分类正名，主要根据六淫邪气所表现的证候来定名，不必拘泥于四时。但时令季节都有其一定的特点，可作辨证用药的依据。先父认为：初步可归纳为五类，即伤寒（感受寒邪为主，证候较重者）、伤风（感受风邪为主，证候较轻者）、风温（温病肺经证候为主）、湿温（感受湿热之邪，肠胃证候为主）、中暑（感受炎热暑热之邪，发热骤急）。至于春温、冬温、伏暑、秋燥、其见证不出风温、湿温范畴；此外疟疾、痢疾、白喉、丹毒等，虽属外感热病范围，但早已单独定名，不必再行牵入；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也符合与学术发展的由简到繁，有繁到简的一定规律。
（二）新感与伏邪：先父认为温病的新感与伏邪学说，主要是本着临床证候，提供辩证用药的依据。二者的基本区别在于：一者感邪即发，一者感邪不即发；其发病之机，实与感邪深浅和正气强弱有关。盖邪之侵入，或有正气先虚，或由邪气过盛，或由虚邪贼风，猝不及防，或由反复感受，正不胜邪；正虚者固易病，强者有时亦不免于病，一旦邪气侵入，正气必从而抗之，体实而感邪浅者，往往潜化而不发，即发，其势亦轻；体实而感邪深者，每多邪伏而不即发，发则病势较重；体虚之人，则多随感即发，伏邪虽有早发晚发之不同，但不可能如王叔和的“越季发病，冬时感受寒，至夏发为暑病”的说法。伏邪之发，所以夏秋为多者，由于暑必挟湿之故，湿为粘腻之邪，中人往往不即发病，不同于风温之中人而即病也；故前人说“风温属新感，湿温多伏邪”。至于伏邪潜伏部位问题，先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得到的体会，认为其邪感自皮毛，蕴于腠理，恋于肠胃，发于肌表，盖伏邪以肠胃受病为多，后期往往发有疹瘩。至于新感和伏邪发病情况，先父看到城市多新感，而农村多伏邪，盖农民终年劳动，早出暮归，风雨寒暑，感邪也深，农忙季节暑湿之气正盛，感之者往往不即发病，交秋新凉，引动伏邪内发，故农村伏邪多于城市也。但城市劳苦大众，其发病情况与农民相同，此体质之藜藿与膏粱，在辨证施治上应分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三）攻病宜早，达邪务尽：先父对外感热病之论治，主张“攻病宜早，达邪务尽”，服膺张子和“治病当药攻，养生当用食补”“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的论点，每曰：“读古人书，要全面领会，更要结合临证，要活看不能死看；既要知道《内经》所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一面，又要知道”虚处受邪，其病则实“的一面，所以《内经》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故当于邪气方侵，正气未夺之际，及早攻病达邪，切勿尘失时机，养痈贻患”，对虚人感邪，主张先达邪后扶正，他说：“治病犹滌衣也，衣垢当用皂，衣敝当用浆，但必须先洗后浆，反之何能去垢；医者必须善于辨识邪正，虚实，才能善用攻补法则以治病”其论邪正消长，则曰：“邪盛则正衰，正胜则邪却”，此一定之理也。邪气入侵，多由正气先虚；但正气虽虚，如无邪气之入侵，虽虚未必病也；犹国之贫弱，如无敌寇之侵入，尚不致倾复；病者已然“。先父主张治病以达邪为主的论点，其理即在于此。因此其论邪曰：“六淫外感，邪也；七情郁结，亦邪也；饮食内伤，亦邪也；气滞血瘀，亦邪也。攻病达邪之法多端，汗吐下其一也，解结开郁，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利水輭坚，无一非攻邪之法，只在善用耳。”他更主张达邪务尽，反对邪未尽而早用补剂，或重补不重攻。他看到有些人喜服补药，每于邪未尽撤之际，即要求求医者用补，对此深为感叹，尝曰：“补剂误人，人不之觉，反颂医名，过去富贵之家，朝夕进补，豈能却病耶。”
备注：
藜藿：野菜的一种，指粗茶淡饭
滌衣：洗衣
敝：破旧
膺：接受，胸，讨伐
豈：语气词
贻患：留下祸患
輭坚：软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