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品背景
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城，是意大利北部最富饶的城邦，工商业和市民阶级兴起，科学、艺术正在觉醒并日益活跃。黑死病肆虐后世俗对教会的信任日益瓦解。彼时的佛罗伦萨人“在穿着和日常生活上，比他们的先辈更自由，在其他方面花费更多，花费在休闲、游戏和女人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有更好的穿着，有更精明的谈吐，谁能以最精明的方式伤害他人，谁就是最能干的人”（《佛罗伦萨史》马基雅维利）。
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即将结束，精于算计的新世纪悄然登场。而彼时的马基雅维利已沦为一介农夫。他白天劳作晚上读书，偶尔去附近的客栈聊天。因为那里的酒客们总爱议论大事，例如意大利分裂和腐败状况，这是他喜欢的。
“那您的旗帜是什么呢”，酒客们问道。马基雅维沉默片刻，用手指蘸了蘸杯子里的葡萄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面旗帜，在旗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统一、武装和非教士化的意大利。”
为了意大利，面对失败和争议，他说“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这便是《君主论》诞生的思维起点。
《君主论》全书共26章，前11章以史为鉴论述了君主国怎样进行统治以及君主怎样才能维持其统治。第12至14章论述了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第15至26章则从君主的角度出发，阐述了马基雅维利系统的统治权术，并大声呼唤一个统一的意大利。
大多数情况下马基雅维利被描述成热衷于权力斗争，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而我估计，马基雅维利或许对这些争议并不那么在意。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也会“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吧。“把人人设想为恶棍……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灵魂中的恶念”（《论李维》马基雅维利），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在他看来都不过是“统一、武装和非教士化的意大利”的手段而已。
毋庸置疑，马基雅维利所鼓吹的手段是极端“邪恶”的，某些思想易于被战争极端分子歪曲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便受到这种思想的恶劣影响。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却首先摆脱了宗教神学、道德伦理、形而上学，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政治。这种思想摧毁了由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关于国家本位和君权神授的理念，强烈动摇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也首先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家”，并赋予这个词以民族国家的含义，后来欧洲大部分语言都采用了这个词（不过，他的国家仍然与统治者的人格混同在一起的）。《君主论》让“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独立地提出了研究政治的主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开启了政治哲学的新纪元。
二、政治“道”“术”
政治，是一个特别抽象而专业的话题。并非我等能够驾驭。我只是凭借个人浅薄的人生阅历，简单的把政治抽象成“处理和协调关系”的学问，并将政治的概念，进一步二分为“领导”与“管理”，“战略”与“战术”，“做什么”与“怎么做”，或进一步精简为“道”和“术”两个概念。
历史不一定重复，但大多可能押韵。举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距离烈士只有一个汉奸的距离？”求学时，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直到看过胡适的日记：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估计汪精卫内心的人设是打入日本侵略者内部的地下党。“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好一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马基雅维利和汪精卫都有“X奸”之名，纵然他们的目标都有一定进步的成分，但手段都一言难尽。 “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德意志的胜利》马克思），过多的关注个人动机忽视群体感受，最后南辕北辙，是所谓失“术”之毫厘，谬“道”以千里。他俩都功败垂成，身败名裂也不奇怪了。
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权力的源头由“天”人格化为“神”，后又让位给“超人”，并最终成为“人民”。个人认为是科学的。谋求大多数人的长远福祉，是最大的“道”；尊重大多数人价值体系，是最大的“术”。落实“整体”“长远”“最大”的要求，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是必须通过深入调研，观察事实，反复思辨。改良也好，革命也罢，都应该遵循这样的方法论。
三、人、神、兽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是“恶”的，因而提出法律适用于人，强力适用于兽。统治者应善于既为人又为兽，这样才能保证统治稳固长久。这样一个“以恶治恶”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是“正确”的么？以及人是“恶”的吗？我觉得，人是无所谓善恶的。因为善恶的价值标准，是人造的，他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的改变。因而无法绝对地判断事物的“正误”。
想回到人本质的辨析，人是兽吗？我觉得，是，也不是。受限于自身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携带了兽的一切属性，终究会在恰当的时机体现出来。所以人是兽（反对白马非马）。但当自我意识觉醒的那一刻，人就不仅仅是兽了。当我们谈及肉体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纯粹精神层面的概念，人就凭借好奇心和想象力，驱使自己的大脑，设计出纯精神的，先验的，绝对的“神”。随着人类对大脑能力的不断挖掘以及思辨结果的不断累积，哲学、科学、道德、伦理……越来越复杂的精神体系得以建立。人类摆脱了“野蛮”的兽性，进入了“文明”的神性。
以宗教体验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为视角看，神性基于意识突破肉体感知边界的过程。冥想等宗教行为的体验，具体表现为大脑局部血流量增加，部分感知器官敏感性改变。在意识层面的体现就是放下自我，与世界连接。当意识摆脱肉体的羁绊，灵魂便得以自由，灵感方能如泉涌。癫痫、濒死体验和迷幻剂摄取，均可以催生类似状态，也是古人常用的“与神对话”的手段。
兽性不断向神性发展，神性也会有必要的回归兽性。譬如文艺复兴让人类用兽的眼光而不是神的教诲重新感知世界，人类才摆脱黑暗愚昧的中世纪。所以，我觉得人性就是神性与兽性的矛盾体，对立统一。类似少年派中的派与虎，神性与兽性的此消彼长，灵肉征战的不断循环，恰恰是人通过不断观察和思辨，避免被所创造物异化，不断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
人之为人，在于人的大脑和人的思维。在黑格尔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他敏锐的观察和诡谲的思辨过程，就是国家人格的现实化或主体化，可以作为绝对理念在伦理范围内的最高化身（《法哲学原理》黑格尔）。而马克思看来则进一步强调了“单一的东西唯有作为许多单一体才能成为真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的理念。”所以说“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的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如果每一个人能够基于观察和思辨通过国家、民族、社会、企业、家庭等一系列社会组织达成共识并得到支持。那这个共识的发展理念，大概率是“合理”的，治理方式大概率是“可行”的。
四、不是尾声
“最黑暗处有光明闪烁，极光明处也有黑暗滋生。”在《君主论》的阅读中，我有时能感受到马基雅维利字里行间撕心裂肺、濒临绝望的痛苦，有时候又感受到他的举重若轻。在钦佩其纵览古今的学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之外，不禁赞叹其为家国情怀直面黑暗、放弃灵魂的勇气。
斯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不是佛罗伦萨的，甚至也不是意大利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6个世纪过去了，《君主论》的具体策略，即使已经不再适用。我们依然可以借鉴，他的赤子之心，以及在时代大变革下的，以及敢于“解放思想”，“不必拘泥教条”的磅礴勇气。当然了，也必须坚定且巧妙地走好符合新时代价值观，展现新时代智慧的实践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