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于1942年，农历是正月初三，属马。母亲出生的时候，家庭还是相当殷实的，我的外公会铜匠手艺，外公家是南阳县陆营镇街上的富户，就住在镇中心的十字街。
母亲的童年不用说，非常非常幸福，这可能是后来他遇到生活的突变不能适应的主要原因。
一切突变开始于南阳的解放。
政治运动带来的恐惧使外公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至于详细的内情不得而知，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他的外孙看过东德和捷克的电影才多少明白一点了，也算迟到的纪念。而母亲，最疼爱她的外婆也很快病逝。母亲被寄养在婶母家。原有的三个兄长和两个姐姐也疏远了许多，受重视的程度自然不比以前。
这种处境加深了母亲对痛苦的敏感程度，使以后的所有苦难成了伤口撒盐一样的叠加。尽管婶母对她很好，并不能消除她那种孤苦的自我认同。
不过母亲还是有一个较为快乐的年轻时代，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轰轰烈烈掩盖了她内心的伤口。
在供销社工作，通过同样在供销社工作的姑父认识了父亲。
尽管有开始的两地分居，后来的下放劳动，但新婚的甜蜜战胜了不少困难。在奶奶带领下，他俩甚至撑起了整个家。
由于土地贫瘠，全家生活难以为继，父亲被迫去当兵。一去就是好几年不回家。失去护佑的母亲经历了太多的难眠之夜，她病了。（我记得最清的就是她老说起的娘俩偎在炕上，草房到处漏雨，水把面缸都泡烂了，麦子和泥水混在一起，捡也捡不出来，就那么睁着眼熬了一夜）
后来的她时好时坏，苦难浸泡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但她比别人又多一重厄运。
我依然记得她带着我走在无人的大东海海边，我跟着，娘俩一起寂寞地捡拾树枝。我们还会去一号门对面的山边，找一两抔黄泥用来腌制鸭蛋。
数不清的日子，我哭着去二号门外找她，就因为她曾在那边的礼堂开过会。终于她回来了，劳动布衣服和棉手套全是脏兮兮的铁锈，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还要做饭。（打铁锈还是较轻的工作，基地刚建的时候，她们这些家属还要去扛五十公斤一袋的水泥）
相对于现在来说，那时候苦难简直就像天气一样，说来就来。
我一直没有好好回报母亲，这才是我每每泣不成声的原因。记得在三中上初中的时候，家在东郊的建材厂。中午我们娘仨就在三中对面母亲工作的服装厂用煤油炉下面，那个味道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用自行车带我回家，路上人多，她就下来推着小跑，我看见不少人看过来，就很臊，埋怨母亲跑的跟兔子一样，让人笑。我后来回想起来，发现那次母亲心里真的难过了。
我印象中的母亲是个极温和的人。在建材厂的时候，职工家属都利用空闲时间去装车，就是把客户的砖搬到车上。有一次别人家太霸道了，我和母亲等了好久仍然轮不到。眼看一顶一顶被人家抢了去，母亲受不了了。她站到拖拉机上大声喊起来了，“有人太不像话了，整个建材厂的砖都是你家的？”后来我们就有了活。这是我印象里母亲最大声音讲话。
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是我过去很不懂事。一个人有病不等于他永远有错。这些年我看到不少国外的报道和记述。人家十分注意平等，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特别是先天残疾的儿童和病人。而我们国家的风气恰恰相反。人们总对这些人品头论足，嗤之以鼻。
我现在知道这样很不好。因为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还满怀希望，希望能得到接受。
和母亲生活的三十年里，我深知她的不易。
一个夜晚无法酣睡的人，白天还要从事强体力劳动，还要为两个孩子做饭补衣，把我们带大成人。我从没有把她当做病人，甚至在她已经极度抑郁的时候。
我后悔，以至于十几年后还常从梦中哭醒。对于精神病人，那种发病的意识非常明显，就好像普通的肝胆病人感到厌食、呕吐、肿胀一样，他们会感到明显的恐惧、无端的焦灼、极度的无助。一点不亚于癌症晚期患者的那种感觉。
母亲是十分了解自己的。每当她感到要发病的时候，就是她说的要癔症的时候，她会主动要求住院。那时候我不懂事，老是感到她莫名其妙。其实她是不愿意影响到我们。
母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个年头了。
名字，照片这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所以就用这束花，代表我对你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