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约了傍晚的饭局，是她常去的南方菜馆——朋友是异性。巧遇她几位同事，因为同是青年男女，缤纷射来的目光中不免夹杂些惊异与探询，一顿饭也因此吃得支离破碎。
年轻岁月中没有爱情滋养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城市的过度逼仄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大跨度地使择偶范围得以增容。于是，几乎所有貌似浪漫绮丽的爱情故事中都重复着令人窒息的简单程序。生生不息，绵绵不绝，我们生，我们死，我们爱，我们恨，就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
傍晚时突然有了些雨意，我们的话题也渐渐变得黯淡，我终于知道，她正面临着婚变。
她始终坚信，他们是相爱的，直至今天也是如此，“可仅仅有爱情是远远不够的。”坐在对面的她给自己倒了杯啤酒，明黄色的液体中游离着情绪不确定的语言。她幽幽地叹了一声，用硕大的扎啤杯掩住了眼角的泪痕。
“当初，我是主动选择他的。”她说。
我点燃一枝纸烟，听她娓娓铺展。
没有理想的年代里，年轻的我们在爱情中埋葬自己。如果说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值得留恋，或许在结束生命之前最后抛弃的那个包袱肯定是爱情。是对生命中寂寞与孤独的惧怕使我们如此亲密地拥抱在一起，并试图以婚姻的方式使这接触更趋于零的距离。
约会、散步、吃饭、在春天或秋日黄昏或夜半时的公园里尝试拥抱和接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方程式——其程序同样单调得令人窒息。
在已经与摄影师约好婚纱照的前几天，她不经意中发现他藏在抽屉深处的药物——一种抑制物理性精神病变的药物，可仅仅是一闪而逝的惊谔，他漏洞百出的解释丝毫没有影响婚礼的进程。
“我知道他是因为爱我才欺骗我的，他是如此地需要我。”
宾朋满座，笑语喧哗，连续几日的迎来送往使新郎明显劳累和疲倦。婚后的第五天，几个女伴约她出去散步，也是五月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的时节，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围绕她的新婚琐事。散步回来，笑别了女伴，在临近家的时候突然一辆救护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在这样春风沉醉的夜晚，谁家遭遇了不幸呢？善良的她在想。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车上，载着我新婚五天的丈夫。”
由于过度劳累使他突发性的病变，急救室里她突然有一丝警觉。她开始阅读医学书籍，试图了解自己丈夫病情的起源与发展，她也因此知道了这种疾病并不是如他所说是由后天的物理性外伤诱发的，而是一种顽劣的家族遗传病！而且，由于疾病具有的遗传效果，使他们在法律上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吗？一个不能拥有自己孩子的女人，一生都是充满缺憾的。”
生活陡然间跌入一片死寂，甚至隐隐显露肃杀的端倪。
“或许是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吧，他发病的周期越来越短，你真的难以想象面对自己爱人歇斯底里时的那种恐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细细地打在落地玻璃窗上，窗外景色迷离，路人匆匆。
事态开始进一步恶化，甚至连正常的夫妻生活也难以为继，每日里就是在面临他随时可能爆发的疯狂迷乱中煎熬。“我坚持了两年，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需要人宠，需要人爱。我很苦，很难......”终于，婚前一个苦苦追求他的男孩子出现了，于是她无法自制地放弃了自己。短暂的激情竟是如此的香醇，但面对灵魂的追讨却又是如此恐怖。
“我是不是很坏？”她问。
我沉默。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何况是我曾经深爱的他呢，但我想要上帝赐予的属于我的那份幸福！”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懒懒地翻看程海的《热爱命运》，接到电话，是她，很慢的声音，轻微的电流声背景下是竭力隐忍的情绪。
“我和他，刚从民政局回来，都办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很疲倦，总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很好，真的。都结束了。”
放下电话，继续我的读书，书页已经被打乱了，但一行文字突兀地跳出来：
“你的欲念其实是生命的任务。你如春之花蕾，渴望爱情不过就象花蕾渴望绽瓣，渴望爱无非就是为了施展青春。你所谓的疯狂不过是创世者的冲动，你所谓的罪恶其实只是生命的自然之态。”
不管怎样，热爱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