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本来就是市场化劳动制度改革以来的总趋势，新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的新契机。

然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应当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属性和功能（如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相协调，损害安全性、公平性或竞争性的灵活性，则为不正当的灵活性。

正当的灵活性才可从宽规制，而对不正当的灵活性则应当从严规制。

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作为后工业社会因素的体现，契合于平台经济的商业逻辑，既大幅度增加了就业岗位，缓解了当前实体经济下行的就业压力，又简化了平台企业的招工程序，便利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直接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且其较高的职业自由度更加契合年轻劳动者群体的择业需求，较低的职业门楂则为职业技能相对不足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可能。

通过激活行业竞争和服务类型多样化、服务提供便利化，消费者福利得以增进。

基于这种正当性，面对其开放的职场空间、便利的岗位选择、自由的工时安排、自主的工资机制等新变化，应当宽容对待、从宽规制，以保障平台企业的发展活力。

例如，不必将典型劳动关系的用工规则适用于平台企业，而应当尊重和确认平台企业灵活用工机制的创新。

与此同时，平台工作者中的农民工群体，其就业问题不仅仍然存续，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加重。

一方面，其“短工化"趋势更为强劲，甚至升级到“零工化"，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劳动基准缺失、解雇保护缺位;

另一方面，仍然多处于“双重体制外"状态，相对于平台企业，其外围劳动者特征更为突出；相对于所在城市，其非市民问题仍然严重。

尤其是当下平台工作者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大多数，而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权益的欲望与追求，朝但过度灵活的工作岗位及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的缺位又极大制约其职业能力的提升，影响其身份转化的完成。

可见,平台经济中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所带来的不安全问题和不公平问题，较之传统经济下更为突出和紧迫。

再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看，实体经济下行和去过剩产能背景下的线下人力资源供给相对宽裕只是阶段性现象，人口数量红利渐将消失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平台企业“用工荒“问题当下己局部性和阶段性出现。

而平台企业的线上用工实践中，直播平台企业尽管多不愿承认与“主播"有劳动关系，却普遍要求其竞业限制，这表明人力资源激烈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人力资源并非海量且闲置，而是稀缺且有限，这恰是平台企业竞争中的核心资源。

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尤其是“短工化“和“零工化"，会减弱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必将加剧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失衡，灵活性与竞争性的冲突由此更加凸显。

可见，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规制，应当兼顾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的要求,对从宽规制与从严规制作出结构性安排。

例如，针对不同类型灵活用工形式的灵活度差异，或者作为非典型劳动关系，或者作为民事雇用关系，或者作为准从属性劳务关系，实行规制力度不同的分层分类规制；根据平台企业和网约劳动者双方各自不同的目标偏好和现实问题，如平台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偏好，网约劳动者的安全性和公平性偏好，作出差异性与兼顾性结合的规制安排；对于平台企业的线上灵活用工和线下灵活用工，根据其岗位需求、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不同，实行不同的规制策略。

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保护重点应当由保护工作岗位转向保护劳动者自身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规制，不宜只从劳动关系的维度入手，而应当从多个维度切入，做到就业保护和社会保护并重。

即是说，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宽或从严，劳动合同制度自治空间的扩大或缩小，固然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直接相关,但劳动力市场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政策取向的实现，更需要从就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会保护、劳动条件基准、社会保险等维度协同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