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才安

        刘观秀（1904----1995），攸县湖南坳乡排山人。192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担任交通员时，为了便于秘密工作，组织上将她化名为刘志桃。1926年2月，她与丈夫谭国球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后来，谭国球受党组织的指派，担任了排山地区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也担任了妇女联合会会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鼓舞下，我党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在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刘观秀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等各项革命活动，并成为红军的秘密交通员，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巾帼英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岁较高，但仍然被当选为县人民代表，被安置在当年的攸县人民委员会家属区住居，她的女儿谭润英也安排在县邮电局工作。

        笔者曾慕名采访过刘观秀这位革命老前辈，在采访中她给我讲述了参加革命活动以来，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那是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势力的气焰十分嚣张。杀人魔王罗勋南打着“湘东保安司令”的旗号，带领一大批反动武装，于5月28日从长沙窜回攸县老家，向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大开杀戒。5月29日晚上，我们正在杜口一座古庙内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罗匪的作战方案以及分散隐蔽、保护群众、保存实力的办法时，突然被罗匪包围。我们仓促应战，趁黑夜及环境熟悉的有利条件分散撤离。罗匪原计划将我们一网打尽，并扬言要活捉谭国球和我，但我们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智灵活地安全撤离了。但是，.罗匪却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拿当地老百姓出气，抓了20多个农民，第二天早晨，由匪兵押送到楚天里桥边，疯狂地用马刀杀死了，其中陈祥仔、刘梅开、肖四安是用火活活烧死的，无辜群众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其状惨不忍睹。听到无辜群众被残杀的消息后，更加激起了我们为死难同胞复仇的决心！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化整为零地与敌周旋，想尽快地找到县委和湘赣边区省委，继续开展斗争。直到1928年冬，党组织终于派人送来了“江西老表”信，指示我们迅速建立秘密据点，重新组织农会，积极进行武装斗争。与此同时，还派了7位同志协助我们工作，他们都是以手艺人为掩护，做木工的，造纸的，缝衣、挖煤的，各执一业。经过一番努力后，当年的12月28日，排山地下党支部宣告重新组建，并相继建立了高枧山关支部，皇图岭竹垅支部，醴陵贺家桥支部。

        当时，这四个支部跨越攸、醴两县，方圆几十公里。为了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指导工作，党组织经过严格认真的研究，认为我政治上可靠，夫妻俩都是地下党员，我又是个苦大仇深对党忠诚的农家女子，人很机灵且能吃苦耐劳，决定要我担任这四个支部的地下交通工作。同时，将我的名字改为刘志桃。从此，我不分白天黑夜还是天晴下雨，几乎每天都往返于这几个支部，认真做好上传下达这平凡而又艰险的交通员工作。

        在做好交通员工作的同时，我还通过各种方法收集敌情。有一次，我在送信去高枧的途中，偶然听说明天有“铲共义勇队”的人送枪去柏树下“剿匪”（指围剿我党的地下武装）。我立即将这个情报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我丈夫谭国球这时已担任了排山支部书记兼地下武装负责人。他们及时组织力量，以大刀、鸟铳、梭镖等原始武器布阵，巧设埋伏地点，计划在排山草鞋弦的山谷狭道上进行夺枪战斗。我则组织一批妇女，每人带一只洋铁桶和一些鞭炮，躲在密林中，分布于四周山头，静观等待，听到有行动信号，即点燃鞭炮，虚张声势用以迷惑敌人。

      次日上午，敌人果然来了，仔细一看，总共有8名匪徒，每两人一组，担的担枪，担的担子弹。保持一定的距离向柏树下方向逼进。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战斗队的同志来了个猛虎下山，挥舞各种兵器杀向敌人，当即就有三个“铲共义勇队员”被我们“铲”掉了，其余的五个匪徒见势不妙，又听到四面八方的喊声、机枪声（鞭炮声），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游击队员，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夺路而逃。就这样，我们打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胜仗，个个兴高采烈、斗志昂扬。

        1929年，彭德怀率部经过排山时，谭国球等人连人带枪全部编入了这支红军队伍，我则按照党的安排，继续担任交通员。

        谭国球领导的地方武装走了以后，我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了。敌人经常派“义勇队”四处抓我，使我无处安身。我只得将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将所得的24块银元全部交给党组织做活动经费后，东躲西藏地继续做交通工作。为了防止不测，在与组织的联络方式上，改为单线联系。

        1930年8月的一天，我的行踪还是被敌探刘一鸣发现了，他用驳壳枪顶着我的后脑勺狂叫，要我交出春十二（谭国球的小名）！我说不知道他在那里，有本事你们去找好了，不要拿妇道人家当出气筒。当晚，来了4个“义勇队员”，除留下一人看守我外，其余几个人都到楼上睡觉去了。我趁看守不备的时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石灰粉，对着这个“义”的眼睛打了过去，使他无法睁眼。我便趁机跑到刘二爷家躲了起来，以为化险为夷了。谁知，气急败坏的敌人又在四处搜查，我只好连夜跑到高枧南山岭刘桂生家躲避，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银洋800元，捉我这个“土匪婆”。后经组织查明，我的行踪是被东塘半山一个叫刘祖一的敌情报员告的密。我党地下武装立即把这个血债累累的敌探处决在楚天里桥上，以示对敌人的警告！

        冤家路窄，这年11月我还是被“义勇队”抓住了，五花大绑将我捆个严严实实，带到楚天里刘开九家受审。首先要我劝谭国球回家，改邪归正参加他们的队伍；并说带回一枝枪，奖光洋30块，带回一个人，赏钱100块。我佯装同意，并与敌人讨价还价，以便麻痹他们。当谈到差不多时，我要求松绑解小便，他们同意了。因刘开九娘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她卧室放小便桶的地方有一个秘密出口，从这里便可逃离险境。我被松绑后，即去卧室内假装解手，进去后将房门关上，移开小便桶从洞口爬出，撒腿就跑，这是我第二次死里逃生。我当即摸黑找到刘石一（地下党员）家。刘石一找来了谭国球等人，大伙凑在一块商量，估计“义勇队”不会长期呆在排山，一定会返回杜口营地。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严寒山伏击他们。结果不出所料，“义勇队” 真的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内，当即被我们打死了敌军10余名，缴获了14支步枪，300多发子弹。这次战斗我们受到了湘赣边特委的嘉奖，敌军吃了这次败仗后，对我更加恨之入骨，贴出布告以1000块光洋买我的头颅。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将我和谭国球等人转移到了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领导的地下武装斗争。

        我们撤离的时候，我所担负的地下交通工作，按照党组织的决定，交给了地下党员刘石一同志接替。至此，我从1926年至1930年这个时期在攸县的革命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1932年冬，谭国球任中共攸县第六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长时，我又回到了攸县，在湘赣边区继续从事农运工作。1934年春，谭国球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团政委，同年11月，在江西安福泰山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详见《株洲地方党史精粹》282页）。此时，我已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在亲友家暂时隐居下来生下了女儿润英。后来，我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经历了漫长的坎坷人生旅途……。”

        1949年8月15日，攸县获得了解放。刘观秀终于盼来了朝思暮想的亲人解放军，她又回到了党的怀抱，不但享受了革命烈士家属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参与政府的施政决策。她唯一的独生女谭润英，在50年代也安排了工作。

        ‘文革'中由于受到了某些不公正的遭遇（否认她的党员身份），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她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主动要求搬出原先安置在县人委机关（今党校内）机关内的住所，回乡下皇图岭老家居住，一家儿孙四代同堂，安度晚年。

        现在，老人虽然去世多年，但每当我回忆起那次采访时，老人为革命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精神，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值得加倍珍惜她，也是鞭策后人为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巨大动力。

                                  \2021年3月8日于广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