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8 ）

记得小时候，八个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他是“党代表”这一身份给人以突出印象。

尤其是在大家工作、学习、聚会等等场合如果有三人以上群体里，其中仅有一位男士并且男士又是个做主拿事的人，局里局外就直呼这位男士“党代表”的称谓。

该“党代表”男士有自豪的时候，也有处在尴尬境地的窘境，有时还不得不拿出大丈夫的气概威风八面，有时还要和风细雨做团队内的思想工作，化解矛盾。   

记得第一次是在中学麦收时节，学校放麦收假参加村里集体劳动。

不知怎麽阴差阳错的村里技术员（按辈分我叫他三爷）要找一个帮手，三爷一眼选中了我，让我去公社参加棉花田间管理学习班。

我嗫嚅着不愿意去，三爷已经五十开外了，就是在村里比别的人多认几个字，平时又能山南海北的神聊神侃，说起话来咬文嚼字，被村里人起个绰号“大先生”。

干脆三爷也就借坡下驴，平时还戴上一副白框眼镜，真正的开始流露出一副斯文的派头。村里技术员的工作官方和民间一致选威望和名声颇高的三爷干这个差事。 

  “三爷，您还是找别人吧，我喜欢和同学一块干活。”我央求三爷。

三爷扶了扶眼镜，声音严厉而且坚定的说，“傻小子，我培养你，将来毕业回村里接我的班，怎么不知道我的好心好意呀，别废话，明天去公社参加棉花学习班！”   

无奈，以后三天我参加了公社棉花田间管理学习班。

学完回来，收完小麦村里播种了二百多亩棉田，马上开始进行田间管理的农活，棉花籽种下后开始拱土出芽，松土、间苗、除草、喷药、打叉、除虫、拿顶尖等一系列农活随之而来。

村里棉田的活全都安排女劳力（也叫女社员）干，三爷作为技术员还要负责棒子（我们当地称呼玉米叫法）、小麦、高粱等技术指导工作。

棉花的管理基本上交给我一个人了，麦秋假放完我要回学校上课，以后的每天下午放学或周六日我还要到田里做棉花管理指导。   

完全靠着培训班的讲解，我给女劳力们做指导，这些三十多个女劳力是由村里的姑奶奶们（未出嫁的女社员）和嫁到村里的小媳妇们组成。

一旦混熟了，这些女社员就开始说来说去的了，不知从谁的嘴里开始叫我“党代表”，我不置可否，心里想叫什么都无所谓。

田间劳动，在女社员群体里永远不寂寞，快乐说笑甚至打闹始终不断，甚至拿我开玩笑。

小媳妇们拿男女之事，或介绍对象等话题和我似有似无的说来说去，我只有借故敬而远之，女社员有些人的辈分比我大不少呢。   

秋初时节，棉田像绿色的海洋一般，女社员在棉田里排成一排给棉花打叉和拿顶尖，婉转嘹亮的歌声在绿海上空飘荡着。

“燕山高又高，金泉水长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咱向前走，贫下中农的主心骨，敢斗风浪的好带头，和咱心贴心，汗水往一块流，汗水往一块流。啊——啊——啊，迎来丰收心欢畅，迎来山河似锦绣。。。”。

这是电影《艳阳天》里的主题插曲，原唱是郭兰英。

村姑里有个我的远房当家子姐姐叫大美，天生一副好嗓子，村里的文艺宣传的一朵花，双眼皮大眼睛，一根粗黑油亮的长辫子甩在后背，花格粗布夹袄。

只见她两只灵巧的手在棉花的枝杈上翻飞，歌声就是她即兴唱出来的，她唱歌时，大家都安静的边劳动边欣赏，歌声高亢飘远，远山在回荡传音，阳光在秋日里亮丽。

一派田间集体劳动的优美诗画，我被此情此景感染了，也轻轻地唱起了《红雨》的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都爱他，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自己陶醉在这个时代的美景里了。 

大美姐的歌声回荡着，飘向天空。余音袅袅，顿时获得女社员一片赞叹和叫好。 

打中歇的时候，女社员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议论着，有的为我大美姐姐叫屈，"可惜大美生在咱们这个土里刨食的庄稼地里了，要是在城里早就被剧团招走了，说不定还会让郭兰英看上收为徒弟呢"。

大家附和着，有个我叫二婶子的小媳妇，对着我笑着，“大侄子，你还是好好念书吧，庄稼地里没大出息，想办法上城里吃上商品粮吧，娶个城里的俊媳妇，给咱们村里争争光啊。”

大家又是一阵子七嘴八舌说笑。我苦笑着应付着，“二婶子，咱老刘家坟头上没长出这棵香蒿子呀，驴年马月吧。”

二婶子又拉着我的手，抬起让周围的大姑娘和小媳妇看，“大伙瞅瞅，我大侄子的手指细长，一副拿笔杆子的手相，将来说不定当上个县长局长之类的呢！”

大伙更起劲了，对对，一定。我赶忙抽回手，面色通红闪到一边去了。   

生活单调，劳动辛苦，娱乐乏味，在那个中学时代的梦里，不敢想象有太大的抱负。

但是也是心有不甘，“党代表”的经历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大美姐姐最后出嫁到北京近郊区丰台的一户人家。

她生活条件当然比偏僻远郊的乡村好一些，可惜最终她没有圆上当歌唱家的梦。

前两年我回老家乡下，听说大美姐回过老家几次，但是婚姻并不如意，她男人是个铁路工人，早早下岗，烦闷时就喝酒，喝酒后就骂人甚至动手打过她，把家里的东西摔碎不少。

大美姐生两个孩子总还算有出息，是她一生的安慰和寄托。       

生活就是一部无尽无止的长篇小说，我也许借二婶子的吉言，1981年高考到北京读书，留校、入党、提干，从事管理工作。

中学时在田野里劳作，当上“党代表”的记忆在心里时时会浮现出来，"大先生"三爷那斯文的眼镜，二婶子的豪爽笑声，大美姐的歌声，女社员们放浪形骸的打闹，回想起来是那么美，那么清新，那么清纯和自然，那么意味深长，那么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