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鸿的代表作有《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3月14日，梁鸿在伦敦光华书店的一场活动中发表了演讲，谈了她对写作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微信公众号“文化有腔调”发表了她的演讲内容。
首先是悖反关系。
梁鸿认为，“写作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而是背向这个世界”。作家要到现实的背后去看一看。她用《百年孤独》举例说，《百年孤独》里写的马孔多小镇的扩张，是历史的正面，是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城市化，这是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作家的任务不是写马孔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写这一必然性中同时生长出来的百年孤独。乌苏娜、奥雷连诺上校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被发展所裹挟，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又顽固地保持自己的存在。这种顽固给他们赢得了尊严，也无形中成了一种和“历史的正面”博弈的力量。
其次，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或者是“小大于大”的关系。
梁鸿说，就像在《百年孤独》里，一个村庄可以是全世界，马孔多从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子，变成繁荣的小镇，再到衰败，小镇的众生相包含了很多人类的形象，可以说，马孔多的命运几乎也是整个现代拉丁美洲的命运。卡夫卡的《变形记》也是这样，小说里的主人公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甲壳虫，我们都知道人是不能变成甲壳虫的，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恐惧、焦虑、担忧的时刻，卡夫卡把这些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了。可以说，小说主人公的梦魇就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梦魇。因此梁鸿认为，“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的关系，甚至，更大于这个世界，是小大于大的关系”。
第三是隐喻关系。
写作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而是隐喻和象征。当作家要写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按照现实模型来写的，而是要把模型打碎，也就是把日常观念中的现实认知打碎，打碎成一个个元素，然后在重新捏合在一起。因此，就算我们说《傲慢与偏见》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画，它也不可能和当时的现实一模一样。凸显一些重要人物，让这些人物变成某种隐喻和象征，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如何既具有人类的众生相，但同时又能通向隐喻性和普遍性，这是所有作家所追求的艺术方向。”
以上就是作家梁鸿理解的小说与世界的三种关系，分别是悖反关系、小等于大或者小大于大的关系，以及隐喻关系。希望对你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