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的北京城，飘着槐花香。正阳门底下，蹲着个穿补丁马褂的老汉，名叫李保田。祖上跟着八旗军入关，如今守着祖传的半亩薄田过活。
每到月初三，他准点儿背着麻袋往粮仓跑——那是他们旗人的命根子，皇上赏的“铁杆庄稼”。
李保田记得小时候，阿玛总摸着他的头念叨：“咱满人骑马打仗行，种地可不如汉人灵光。”可不嘛，家里二亩沙土地，撒把种子下去，收成还没汉人佃户的一半多。好在有这每月按时发放的口粮，白花花的粳米倒进陶瓮，叮当响的声音能压住全家人的心慌。
街坊四邻都羡慕他们旗人，说这是“皇粮鬼子”的特权，旱涝保收，跟城里老爷们拿俸禄似的安稳。
晨雾未散时，李保田就揣着顺溜的铜钱串儿往集市赶。卖豆腐的老王头跟他熟络，每每见他过来，总要多给两块热乎的：“老李啊，你们旗人就是舒坦，我这起早贪黑磨豆子，还不一定赶上你们的现成饭食。”
李保田嘿嘿笑着，手指头却在粗布衣襟上蹭了又蹭。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上个月领粮时，管事的脸色比往年难看了些，称砣往下压得狠，原本该领五斗米的，硬生生少了半升。
日子像胡同口那辆吱呀作响的水车，晃晃悠悠往前滚。
转眼到了乾隆朝，李保田添了俩孙子，原本宽敞的院子挤得转不开身。怪得很，粮仓前的长队倒是越来越长，好些新面孔露宿在仓门前，裹着破棉被缩成一团。
有个年轻后生凑近嘟囔：“听说南方又发大水，北边遭了蝗灾，怕不是人人都想来啃这‘铁杆庄稼’？”这话像根刺扎进李保田心里。
他夜里躺在炕上，听着孙儿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盘算着家里的存粮。柜底那只陪了他三十年的陶瓮，如今只盖得住底层薄薄的一层米。
官府贴出告示那天，他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雾缭绕间看见“减丁并粮”四个字，手一抖，烟锅差点烫着胡子。
往后的日子变了样。原先按人头发粮改成按户计口，新增的人丁不再单独拨粮。李保田看着刚满周岁的小孙子，攥紧拳头又松开——添丁进口本是喜事，可往后每张嘴都要从同一口锅里抢食吃。
隔壁住的汉族木匠赵师傅摇头叹气：“你们旗人讲究体面，哪好意思跟咱们一样租地耕种？”话虽这么说，开春时节，倒真见着几个青壮旗人扛着锄头往城外荒地去。
嘉庆年间闹饥荒那会儿，李保田带着儿子们在护城河边挖野菜。浑浊的水面倒映着他们消瘦的脸，远处粮仓依旧高耸，朱漆大门却紧闭着。
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抱着空陶罐捶门，嘶哑的哭声混着风声传来：“祖宗哎，这‘铁杆庄稼’怎么就成了枯枝儿……”
李保田别过脸去，喉咙里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
道光年间推行新政，允许旗人分地自耕。李保田摸着朝廷发的地契，粗糙的指尖划过盖着官印的桑皮纸。七十岁的老头突然挺直腰板，指挥儿子们搭窝棚开垦荒地。
第一茬玉米抽穗时，金黄的穗子在太阳底下闪着光，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御贡米都要耀眼。只是每逢阴雨天，他的膝盖就会隐隐作痛，提醒着他那些年跪在粮仓青砖地上留下的旧疾。
暮年的李保田爱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看孙子们追逐嬉闹。当年跟着他领粮的几个老伙计，有的去了关外垦荒，有的改行做了小买卖。
前些日子听说朝廷彻底断了旗人的口粮，改为发放银两补助。他摩挲着手里磨得发亮的铜钱，想起年轻时背着麻袋走在石板路上的光景，忽然笑出声来。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映在斑驳的院墙上。墙角那株野葡萄藤长得正好，紫莹莹的果实沉甸甸地垂着，像极了当年粮仓门口悬挂的鎏金牌匾。
风过时，叶片沙沙作响，恍惚又是某个清晨，他背着鼓囊囊的麻袋，踏着晨露往粮仓走去，背后传来家人细碎的叮嘱：“慢着点走，小心崴了脚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