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十六世纪，欧洲医生给人看病还是以开泻药为主，泻药几乎是一种通用药物，简直百病可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医生依然普遍采用放血疗法。放血疗法接近于中医的针刺放血，其实只适用于特殊病种的极少数人。由此看出，西方传统医学并不比中医高明，而建立在人体解剖学和生命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医成长历史也是较短的，但是发展很快，尤其在免疫、外科等领域功效显著，之后更是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实现了对人类大部分病种的准确诊断和治疗，从而在全球迅速推广。
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医几乎被当成了现代西医的对立面。举两个名人为例：一是鲁迅，他因为父亲被当时所谓的名医延误，对中医抱有极大成见，将之与巫术等同；二是以学历及各种打假著称的方舟子，他对中医的轻蔑态度堪称很多现代科学信仰者的代表，他们对中医不以为然，以为全是玄学、意念，不过是人的心理在作祟，实则全无疗效——但他忽略了一点，二十世纪以来心理学也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已是被现代西医所广泛认可了的——当然这也绝不是说，中医的作用就仅仅体现在人们心理的错觉上。
中西医之争也许永无结论，因为本来就互有短长。面对西医通过仪器、实验室分解出一堆可量化的数据，中医的把脉诊疗，将病人手腕捏在医生三根手指之下，只通过这一丁点的皮肤接触来判断皮肤之下整个神秘而宏大的肉身之宇宙，其准确性只能寄希望于医生的医术。这种医术又是难于量化的，所以看中医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遇到庸医。所以一般人小病找中医，大病往往还是问诊西医，直到西医确定不治或者无效的，然后再去问诊中医，这样就将中医放在了一个可信不可信、极难与极易的两端，在夹缝之中，孰知疗效几何？
中医的被怀疑也在这里，它几乎是一种看不到的逻辑，就像东方的哲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看不到的东西如何教人信任呢？唯一的理由就是疗效了。我有一个朋友，人年轻漂亮，却容易皮肤过敏，根据西医处方，吃过药就痊愈，但很容易复发，后来她拜访一位中医，三服药后不仅皮肤病好，而且此前困扰她的气力不足等问题也没有了，身体状况出现好转。据医生的说法，中医诊断的是她体内的整体状态，比如阴阳的平衡，湿热虚实的调和，当肌体内在的环境协调了，表面的病症也就痊愈了。
《黄帝内经》可称作中医的圣经，它是中医理论的源头，揭示出人体康健的一些规律，就犹如《史记》的起初几篇文章所揭示的远古人类怎样划分一年四季，怎样摸索五谷的结实规律一样，成书于汉代或汉代之前的《内经》所揭示的，是人的肉身存在于天地之间，与万物相斥相成，在季节特性下一些疾病与健康的规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那远古的时代，古人与大自然俯仰相对，更容易激发出今天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我们所远远不及的本能与智慧？
出现在《黄帝内经》第二篇的话可以称为中医的一个重要宗旨，“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按此理论，大病无不是由小病发展而来，治大病，不如趁早治小病、治“未病”，因为防范胜于救灾。从这里可以看到中西医的一个重要区别：西医治已病，而中医“治未病”。
既然中医的擅胜之场在“治未病”，那么，可否这样认为，当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对生命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应将中医的一些基本规律进行推广，通过内省自察来实现自我调理和治疗，比如食疗，比如在经脉、穴位上自我按摩来消解慢性病的隐患——毕竟最明了病痛规律的是病人自身——以此来实现中医在当下的历史使命？
对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早在十六世纪就在他的《科学推进论》中提出，医学应做延长人类寿命的研究，他期待“医学不只是局限于可怜的治疗，医生们也不再只是在人们有病时才被想起，他们将成为人们最大幸福的施与者，而这种幸福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延长寿命的根本，也就是发现人体健康的规律，从病未成势就开始着手，防患于未然来达到健康的目的。
预防疾病才是维护健康的首要原则，而这正是中医最为可贵的地方：每一种疾病都不是骤然而至的，就像扁鹊眼里的蔡桓公，先是“有疾在腠理”，然后“在肌肤”，其次“在肠胃”，最后“到骨髓”，到那时只能悔之晚矣；即便治得好，病患犹如敌人战场上已占上风，即便最后险胜，付出的代价也会非常巨大。“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往往是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段的结果。
中医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中医的衡量一般基于两点：一是资质，二是疗效。前者是学历之类官方的硬性指标，后者是群众的口碑相传。但即便疗效好的，按照当前的医疗制度也必须有前者奠基，否则连出诊的资格都没有。而中医的成长与造诣，一者严格的科班出身，另外还有家传或者凭借兴趣、悟性乃至私人的经验自修的可能。笔者有一个远亲，自幼对中医药古籍兴趣强烈，后自发求师问道，成年后修炼得一手好妇科脉理，但因为没有相关证件前些年被取缔诊病资格。而一些珍贵的家传或者个人积累的中医经验，就这样在民间渐渐失传，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