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高中化
侯晓迪读大学时，心智成熟度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了。他有主见能扛事。他申请国外的本科，其实家长反对，但他坚持要做，然后就失败了。“对我当时来讲，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能担着。最差的情况滚回去高考，那不是一样？我高中很多妈宝同学，考试分数特别高，稍微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我就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的。”侯晓迪说。就连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都会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心理落差很大，更别说普通的大一新生了。
老师们其实很清楚学生们的困境。一位广东的辅导员告诉我，他曾经组织过读书会，本意是既有助于学习，也增加交流。读书会第一次活动，只来了几十个人，在此之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活动没有学分也不算志愿时长。”这位老师告诉我。学生们的时间都要花在绩点上。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高考只有三天考试，但绩点的竞争是一场持续四年的超长马拉松。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林小英曾经在论文里举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甄浩学同学想尽情地在知识海洋里畅游，选的都是硬核好课，结果第一学期期末，看着一塌糊涂的绩点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单凭兴趣选课是“不知天高地厚”。方晓策同学入学初期因为高数课失去了竞争优势，但后来他摸透了评价制度的规则和绩点计算曲线之后，通过多选给分高的‘水课’的策略实现了绩点“逆袭”。
学生们如此卷，未必能让未来出现更多的大学问家。他们花时间钻研的是规则和谋略。林小英说：“这里面学问就大了，他要把专业课和无关紧要的课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比例和组合，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做一个组合，最后怎么能组合成一个最好的GPA分数来。学生之间会有选课秘籍，我们老师是不掌握的。”
这种学业评价制度下，学生之间的差距可能是信息差，而不是学习。刘云杉说：“学生一上大学就会去问考试标准是什么、考题是什么。这时候就发现，这所大学的传统生源校，学长多，新生就比较懂怎么看考题，怎么选课。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不懂这些，认为只要认真听课就可以了，最后发现成绩不突出。”
真到了保研的时候，绩点也不一定能反映出老师看重的素质。林小英说：“绩点是把所有科目，通过计算和加权浓缩成一个数据。这相当于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揉成了一个小团，比如我需要一个做研究很好的，或者某门课很好的学生，单凭一个数据，我看不出你的特点。有一些成绩在腰部的学生，他可能有我看重的品质，但他绩点不够，连保研的敲门砖都没有。”侯晓迪就是一个例子，他大学四年的绩点都不怎么样，保不上研究生。但他大三就在AI视觉顶会CVPR上发表了论文，创下了大陆本科生的历史。后来，他留学加州理工，博士毕业创立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图森未来。图森未来作为第一家无人驾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闲适地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补齐过去十几年错过的心灵成长。从踏入大学的一刻起，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既是为了完成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学生们规划得满满当当，有人去国际交流，有人要花在实验室里，还有人考外语。他们会给你的活动提出特别大的障碍。”这位教授发言时说。
所以，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