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第二个变量，是传统安全威胁的转变。

数千年来，大一统中原王朝由北往南的国防线，与15英寸（380毫米）等雨量线大致重合。这条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自秦汉以降，东部海洋是中原王朝的天然屏障，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游牧骑兵，是制霸冷兵器时代的强大武装力量。在草原骑兵的威胁下，中原帝国统治核心从西部关中地区一步步向东迁徙，最终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带。

清帝国建立后，也受到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

17世纪中后期，准噶尔汗国在新疆、青海一带崛起。其首领以恢复成吉思汗荣光、重建大蒙古帝国为号召，悍然出兵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一度占领了外蒙和拉萨。

准噶尔汗国的扩张，危及大清帝国西北边防安全，危及“满蒙同盟”的草原秩序，危及藏传佛教的控制权，触及了大清帝国的红线和底线。为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通过持续68年的战争，付出惨重代价，彻底消灭了准噶尔汗国，征服了青海和天山南北。

18世纪早期，大清帝国的领土西拓至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至此，广阔西域成为清帝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来自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基本消弭，大清获得了空前优越的生存环境。

然而，舰船技术的迭代革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逐步颠覆了传统的陆海关系。大海不再是阻碍人类往来的绝域，而是军事力量投送的交通线、商业贸易的生命线和资源富集地域。

1682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英国前往广州，需耗时8个月，往返要1年半之久；1839年，林则徐没收鸦片的消息，用了4个月才从广州传到伦敦；1850年，新型帆船“加利福利亚”号从伦敦出发，仅99天就抵达上海；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伦敦直航上海的时间缩短到55至60天。大英帝国以海洋为媒介，构建了全球性商业网络，打造了海上军事霸权，大清帝国则面临来自海上的新威胁。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英双方在战舰数、质量上的代差，使清军没有能力决胜于海上。面对英军舰艇的强大火力和卓越机动性，大清帝国上万公里海岸线上漏洞百出，清军被迫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每个方向上都不具备兵力优势。仅有的少量机动作战部队，靠两条腿在陆上尾随追赶英舰，驱驰往返、疲于奔命。

战后总结时，著名思想家魏源认为，英军“声东击西，朝南暮北，夷人水行一日可至者，我兵陆行必数日方至，夷攻浙（浙江），则调各省之兵以守浙，夷攻江（江苏），则又调各处之兵以守江…我兵杂然四处，应接不暇”。

战争中期，道光皇帝也意识到了这一战略困境：“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赋税，有此消耗之理乎？”

应对海上强敌威胁，对大清这样的传统陆权国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是，大清的安全威胁不仅仅来自海上，陆地同样很不安宁。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军几乎同时在七个方向、对六支敌军作战：在东南诸省，对太平军作战；在两淮和中原腹地，对捻军作战；在珠三角流域、环渤海地区，对英法联军作战；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对回族叛乱分子作战；在新疆，对浩罕帝国侵略军作战；在东北地区，对蚕食边境的俄国正规军和冒险家作战。由于实力不足，又缺乏统筹协调，清军各自为战，顾此失彼，处处被动挨打。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确立“先剿发捻、再图远略”的军事战略，集中力量优先应对太平军和捻军。

19世纪70年代，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乱”被相继平定，帝国内部威胁基本消弭，外部却迎来了俄罗斯东扩和日本崛起。

1871年，俄国侵占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大清帝国西部边疆和东部沿海同步告警。

清帝国根本无力同时打两场对外战争，必须在陆海之间有所取舍。围绕两者的优先级排序，中央领导层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清政府表面上决定“海防”、“塞防”并重，实质上集中力量和资源应对强敌俄国，对隔海相望的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

台湾、新疆问题好不容易得以解决后，大清又迎来了中法战争、中日购舰军备竞赛和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等新的威胁挑战。

纵观19世纪中后期，除了1885至1894年的十年短暂和平发展期外，大清一直遭受来自陆上和海上多个方向的安全威胁，迫切需要同时建设强大的近代海、陆军，转型为陆海双料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