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庆大学的欧阳桦教授成了网红，他用800幅钢笔画，让老重庆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欧阳桦也是在十一中长大的娃儿，他父亲欧阳鹤是十一中的语文教师。正是欧阳桦那两幅有关十一中的钢笔画——《文德女中鸟瞰图》和《精益中学鸟瞰图》，让我从中拾起了许许多多的童年记忆。
我生于1952年，从1953年秋至1964春一直在十一中生活，可以说我的童年记忆是从十一中开始的，记忆中的生活场景，大多都发生在欧阳桦所画的《文德女中鸟瞰图》中。
文德女中原是基督教加拿大英美女布道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在渝中区打铁街（即现在罗汉寺对面的筷子街），1937 年春，我母亲从乐山到重庆，在文德女中插班读初中二年级。当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大举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华北，“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江南大片国土沦陷。秋季开学时文德女中搬到了南岸弹子石的鸭儿凼，当时，长江上还没有轮渡，只有靠木船摆渡过江，母亲只得住校读住读。
现在，十一中校史中关于文德女中校址迁移是这样记载的：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因重庆大轰炸事件，学校迁到南岸弹子石龙井湾（今学校膳宿部），并向精益中学借用部分校舍。显然校史的记载，在校址迁移的时间上是有出入的。
1938 年 7 月，母亲在文德女中初中毕业，我家中至今还保存着母亲与同学们在校园里拍摄的毕业照。
1950年秋，母亲受市文教局派遣，去南岸弹子石精益中学任历史教师。1952年2月，精益中学与毗邻的文德女中合并，更名为“文益中学”。1953年私立中学由政府接管，文益中学更名为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原文德女中的校舍成为十一中的膳宿部，原精益中学的校舍成为十一中的学习部。
欧阳桦教授这张《文德女中鸟瞰图》应该是从西南向东北看过去的，四周的围墙是土墙夯筑成的，有两处大门，图上这处大门是南门，还有一处北门在图中最高的山坡后面。记忆中的南门与图上的不同，除了有门楣外还有两扇厚重的木门。由于我母亲曾就读于文德女中，我家中还有一张文德女中校舍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1938年7月我母亲从文德女中初中毕业前夕，照片中我记忆中的许多房子当时都还没有，只有带有门楣的大门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六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十一中膳宿部的门牌号是骡子堡60号，蓝底白字的门牌就钉在南门的门框上，大门旁边的平房住着看门的周大爷，负责早晨开门和晚上关门。印象中的北门有两扇很大的门，其中一扇大门上有一扇小门，夜间有人进出就走小门。北门早晚也是要开关的，由住在旁边的石绍章师傅负责。我清楚地记得195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半夜肚子痛得厉害，父亲背着我去医院，当时膳宿部的大门早已关闭了，是父亲叫醒周大爷开的大门。回来的时候才凌晨4点过，父亲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周大爷，背着我沿着围墙绕到北大门，叫醒石师傅开门。
《鸟瞰图》左侧的西式建筑就是有名的“华西楼”。记忆中的“华西楼”很漂亮，从东面进出，西面有一个半地下层，看起好像是三层楼；记忆中的“华西楼”很大，住了许多家人，可能是年纪太小的原因，只记得楼上右边住的钟家和楼下左边住的党家。记得钟家是因为钟家有女晓倩与我在幼儿园同班；记得党家除了党老师和李老师与我父亲同在数学教研组外，还因为六十年代初，他家小孩党天健喜欢我家养的兔子，尽管我们兄妹都有些舍不得，父亲还是说服我们送了他一只，他母亲李老师回赠我们三兄妹一人一个文具盒。
“华西楼”旁边有一个不小的坝子，好像是一个篮球场，印象中五十年代这里还放映过为数不多的几次露天电影。坝子另一端有一排平房，好像叫“一曼村”，也住了许多家人，记得起的就何家和武家，因为他们两家都有许多小孩，有的和我们年龄相仿。
南门右侧周大爷住的平房边上，有一口水井，再往前走有一个小土坡。《鸟瞰图》上小土坡光秃秃的，而我记忆中小土坡上有一棵枝叶茂密的黄葛树，树上还吊了一截用来当钟敲的工字钢，树下是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路，一头连着女生宿舍，一头通向男生宿舍。当钟敲的工字钢就在路的上方，距地高可能只有1.7米多一点。有一次父亲路过此处，不小心被工字钢撞破了额头。
《鸟瞰图》右侧那栋凹字型的三层楼房就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男生宿舍。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栋建筑左侧厢房的底楼是幼儿园，中间的天井还有一座木制的滑梯，我们叫它“梭梭板”，当年十一中的小伙伴大多都曾就读于这所幼儿园。在1958年寒假的反YOU“补课”中，我母亲不幸被补进去了，成为十一中的最后一名“YOU派”，当时我还不满六岁。有一天，幼儿园的王嬢嬢在木制滑梯的平台上，当着我的面向另外一个大人掰起手指细数十一中所划的八个“YOU派”的名字，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我在幼儿园一直读到1959年初，因为下半年就要读小学就没有再上幼儿园了。刚开始还感到很不习惯，经常跑到幼儿园去看小伙伴们上课，遇到李嬢嬢给小伙伴们发点心，她总要给教室外的我也发一份。如果有剩余的，要给每个人添一点，她也不会忘记教室外的我。六十年过去了，那一幕暖心的场景还经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男生宿舍右侧厢房后面有一排平房是教工宿舍，教语文的欧阳鹤老师家就住在靠北的第一间，隔壁好像是教体育的刘达海老师的家，欧阳老师的女儿欧阳玲和刘老师的女儿刘海英都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
男生宿舍右后面那栋两层楼房是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后面是木工房，当时十一中就一个姓曹的木工师傅，曹师傅的女儿曹正芳也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她家就住在木工房的隔壁。小时候，我喜欢到木工房耍，看曹师傅的推板吐出长长的刨花，觉得挺神奇。木工房有一面是砖砌的围墙，墙外就是演露天电影的坝子，墙内有一个石磨，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到这里来磨汤圆面。
《鸟瞰图》最高处的那栋建筑是十一中的礼堂，礼堂的主席台靠东面，主席台后面好像还住了两家人。作为礼堂，很少有开会或文艺演出，平时都是作为学生食堂使用。学生进餐后，桌上、地上总会留下一些饭粒，引来许多麻雀觅食。我们有时会邀约几个小伙伴去食堂捉麻雀，我们用一根底部拴着细绳的竹棍支起一个筛子，下面撒上饭粒，再在食堂角落放倒一张桌子，将细绳拉到桌子后面，我们就躲在桌子后面悄悄地观察，等麻雀挪到了筛子底下啄食时，猛地一拽绳子，筛子倏然扣下，麻雀就被扣住了。但麻雀反应灵敏，一般情况很不容易扣住，有时扣住了，伸手进筛子里去抓麻雀时又让麻雀从缝隙中跑掉了，因此多数情况下是空手而归。偶尔运气好，抓住一两只，于是大伙儿兴高采烈的弄点柴禾，找个僻静的地方烧麻雀吃，也不管烧熟没烧熟，一个撕一小点，也没有尝出个味，纯属满足小孩的好奇心。
礼堂旁边沿山梁而建的是几栋平房，再往前有几根烟囱的建筑就是伙食团。平房好像也是教工宿舍，记忆中靠礼堂旁边住的是教物理的杨茂杰老师，他儿子杨仕弘与我哥哥小学同班，女儿杨仕洁好像比我稍大一点。杨家与我们同是云阳老乡，婆婆常带着我去他家串门，找杨老师的母亲聊天，记得他们家有一台没有机箱的电子管收音机，是杨老师自己装的；靠伙食团这边住的是宋天文老师，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从她家门前经过，不小心把他家喂的鸡娃踩死了一只，他家的娃儿不依教，拿着死鸡娃找上门来，父亲为此赔了五角钱。
《鸟瞰图》右上角那栋建筑是膳宿部除“华西楼”以外最好个房子，好像也是西式风格，前面有一个走廊。记忆中住在这里的有曾会计、曾富智老师和刘国均老师夫妇、黎恩珞老师、陈国均老师、戴绍璮老师等。曾会计的夫人刘万德是石桥民办小学的老师，还是我哥哥的班主任；刘国均老师与我父亲同在数学教研组，她家小的两个儿子，力为和有为（小名乃林）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的伙伴；黎恩珞老师的儿子邓鹏和邓麒，年龄与我们差不多，不时也在一起玩耍；戴绍璮老师也与我父亲同在数学教研组，他女儿戴慧敏是我妹妹小学的同班同学。大概是在1964年前后，戴绍璮老师连同他的家人突然从十一中消失了。后来听说戴绍璮老师因为历史问题被学校清理出教师队伍，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由此还株连了老婆儿女。前不久听说戴绍璮老师被遣送回原籍后不久，就因勇救落水儿童不幸溺水身亡。闻之，唏嘘不已，哀哉，戴老师！
欧阳桦所画的这张《鸟瞰图》几乎包含了十一中膳宿部的绝大部分建筑，遗憾的是《鸟瞰图》右上角的山坡后面还有几栋建筑未能入画。
站在山坡顶上，有两条下坡的石板路，左边一条路先要经过一排平房，这里住了两家人，左边住的是邝抱斋校长，右边住的是胡进老师。右边一条路通向一栋被称为C教室的建筑。
C教室坐东朝西，二层建筑，一层为土墙，二层为夹壁墙。顾名思义这里原来是文德女中的教室，后来改为教工宿舍，楼上楼下一共住了十几家人，可能是十一中住人最多的宿舍。
我1953年到十一中直到1964年离开一直住在这栋宿舍，对这栋宿舍，特别是底楼的布局和住户相对比较熟悉。在我的记忆中，宿舍左边有一间独立的平房作厨房用，底楼的住户要做饭的，都在这里做。后面不远处就是围墙，左侧靠围墙处有一公共厕所，记忆中厕所里有木制的座便器。木制的座便器是啥子样子？恐怕万能的“百度”也查不到。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点历史知识：木制的座便器是用木板做成的，形状如一个农村盛粮食的斗，在底部挖一个葫芦型的孔洞，倒扣过来，就成了座便器，当时的人们称之为“茅斗”，我家姑婆经常用盆子端水去冲洗“茅斗”。这东西放在现在，别说使用，恐怕看一眼都会恶心哈。宿舍正面靠墙有约六七十公分宽的街垣，中间有门进出，右边有一木楼梯上二楼。
在我的记忆中，宿舍底楼最早的住户有刘老夫子、范老夫子、张广仁老师、谢华翰老师、蔡庆文老师、邓立人老师和我家。
留着胡子的刘老夫子是干啥工作，我们年幼也不知晓，只记得他会中医，用毛笔写字，经常给人号脉开方子。至于刘老夫子何时离开的也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六十年代初，原来刘老夫子住过的房子住进了新来的数学老师刘绍武。刘绍武老师和我们是云阳的同乡，我还清楚的记得1962年刘绍武老师结婚时的新房就是这间房，门上张贴的结婚对联是“花好月圆今朝好”、“努力生产看来春”。
穿长衫的范老夫子好像是在教导处工作，他有一个儿子在澳门，其女范小琼在十一中读高中，后因未考上大学，五十年代末去了澳门。还有一儿子在江北县一中任校长（八十年代初曾任江北县副县长），他的一儿一女都和爷爷婆婆住在一起。女儿范丽春比我大几岁，曾经是十一中田径队的短跑选手。儿子范开煋年龄和我相差无几，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伙伴。有一次我妹妹把他从河沟里弄回来的小鱼弄死了，他气急败坏的来家告状：“姑婆：你们家莎莎把我的鱼弄死了！”范开煋有点口齿不清，说“莎莎”听起来就像说的是“家家”。邓开朋的外婆（大家都称呼她为“家家”）听了，跑来质问他：“我好久把你的鱼弄死了？”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困难时期”，范老夫子的澳门亲属经常给他寄食品来。范老夫子偶尔会像变魔术似的，手一抖，就从衣袖里变出一颗糖纸上全是英文字母的软糖来，放在你手里，让你受宠若惊。
张广仁老师好像是搞总务的，他家有女张素云和张虎、张龙（绰号猪大肠）两个儿子，后来张广仁调觉林寺中学，搬走后就是朱碧美老师一家搬来住。
朱碧美老师和她的丈夫钱老师，还有学校的王馥琳老师都是京剧票友，钱老师会拉京胡，他们经常在家里唱戏。幼年我们，就是在高低相济、有板有眼的琴声中，在悠扬婉转、余音绕梁的唱腔中，开始接触到《苏三起解》、《六月雪》等京剧名段。
朱碧美老师有两个女儿，钱朱和钱美南。钱朱比我小一岁，是九月三日出生的，小名九三。钱美南和我妹妹同岁。大家年纪相仿又是隔壁的邻居，平常接触也最多。
我们三兄妹与钱朱（前排右）的合影（摄于1960年）
谢华翰老师是教体育的，他母亲个子有点高，大家都叫她“谢婆婆”。谢老师的大女儿谢永红与我妹妹同岁，谢永红下面还有妹妹谢永庆和弟弟谢建军。
蔡庆文老师好像是搞行政的，蔡师母姓童，好像没有外出工作。他家大的几个女儿都比我大，小儿子蔡书云与我妹妹同岁。
邓立人老师好像是在教导处工作，他爱人吴甘久（音）是石桥民办小学的校长，吴校长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邓家的小孩喊他家外婆“家家”，大家也跟着叫“家家”。邓家的大儿子邓开明，五十年代末就上大学去了。二女儿邓开朗比我大四五岁，后来是十一中高66级的。小儿子邓开朋，小学与我哥哥同班，也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的伙伴。
宿舍二楼除底楼右侧的木楼梯外，在二楼楼梯平台处还有一个仅五六步的简易木梯与右边的山坡连接。下了木梯左侧靠围墙处也有一间独立的平房作厨房用，供二楼的住户这里做饭。顺着围墙往前走，不远处是公共厕所，但这里就没有“茅斗”了。
二楼的布局与底楼不太一样，中间是一个宽大的通道，两边是大小不等的房间。我对二楼的住户不太熟悉，朦朦胧胧记得楼上前前后后住过教音乐的申蔚松老师，教数学的肖琰民老师、钟閭贞老师，总务处的苟发铸主任，医务室的胡婆婆，还有不知道教什么学科的段璧老师、梅世莲老师，以及好像是管伙食团的朱永祥等。当时楼上各家的孩子和我们兄妹相比，要么大许多，要么小许多，只有苟主任的儿子苟承力年龄与我们相差不大，有时也在一起玩耍。
五十年代中期，我四岁左右就有一些朦胧的记忆。记忆中我们家有好大一家人，除了爸爸妈妈和我们三兄妹外，还有婆婆、外婆（妈妈的继母）、姑婆（妈妈的姑母）三个老人，以及三个舅舅（二、三、四舅）一个姨妈和一个表舅（姑婆的儿子）。当时我们三兄妹都很小，三个老人每人照看一个小孩，外婆照看哥哥，婆婆照看我，姑婆照看妹妹。舅舅和姨妈都在念书，平常住校；表舅在工作，平常住单位。一到周末，家里就热闹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早上到食堂打早饭，盛稀饭用的是一个小木桶。
我家姑婆识字，会讲故事，记得宿舍里的大人娃儿都喜欢听姑婆讲故事。中饭后的午休时间，姑婆在宿舍过道一边剥胡豆瓣，一边讲《再生缘》，听故事的人也帮着剥胡豆瓣。《再生缘》的故事讲的同为官宦后代皇甫少华与孟丽君私定终身，皇甫家遭奸人诬陷被抄家，皇甫少华因此亡命天涯；而孟丽君为躲避奸人逼婚逃亡，后女扮男装高中状元。皇甫少华从军，吃尽苦头，皇甫家族终获平反昭雪。我听姑婆讲《再生缘》的故事时大概只有五岁多，但我至今还记得《再生缘》的故事梗概。
父亲原来在化龙桥的复旦中学工作，1953年私立中学由政府接管，复旦中学更名为重庆市第十二中学校。1956年暑假，市教育局决定将十二中改为重庆市幼儿师范学校，学生分到附近各中学就读，教师一部分由幼师留用，一部分调到其它学校。于是，父亲就调到了母亲工作的十一中。父亲到十一中后，教初中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和高中两个班的立体几何，并接手钟星旭老师担任初58级4组的班主任。这些内容，父亲在他的回忆录《百年往事》中有所叙述，最近在十一中100周年校庆纪念宣传视频《春秋荣光》中看到一张初58级4组的毕业照。在这张照片中，二排中间的是父亲，我认识的有二排左起第四位的钟昕旭老师，第六位的李少美老师，第七位的黎恩珞老师和二排右起第三位的欧阳鹤老师，第六位的邝抱斋校长。学生中只有后排右起第七人面熟，好像是李文禄，后来在学校校办工厂工作。
1957年，外婆回宜宾与外公同住，三姨从重庆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长春的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二舅高中毕业考进了重庆煤矿设计院，三舅高中毕业考入云南大学生物系，四舅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地质学校。一家人过着平静而祥和的生活，对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竟毫无察觉。
1957年“反YOU”，十一中划了五个“右YOU”，据说是没有完成任务，1958年寒假再“补课”，又划了三个“YOU派”，我母亲不幸成为十一中的最后一名“YOU派”。1958年4月母亲与教育系统的YOU派一起，被送到南桐的农村劳动改造。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母亲离开家的情景：父亲默默地为母亲整理好行装，傍晚，母亲背着行李离家，姑婆带领我们兄妹仨一直把母亲送至位于市中区长安寺的二十五中集合点（就是今天的新华路长江索道站旁边）。我还记得我们坐轮渡过河，到朝天门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拉着母亲和姑婆的手，爬上那一坡高高石梯，沿朝天门、小什字一路步行至二十五中。那时哥哥八岁半，我不到六岁，妹妹还不满四岁……
1958年秋天，到长春工作的三姨首次回重庆探亲，外婆也专程从宜宾来重庆相聚，在这张照片中，前排的三个老人从左到右分别是外婆、婆婆和姑婆，后排的三个大人从左到右分别是表舅、父亲和三姨。照片中缺了母亲，三代人的脸上都掩不住“反YOU”带来的阴霾。
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初，我们住的宿舍又有调整，我们家与朱碧美老师家调换。
我们住的这栋宿舍门前有一个小坝子，靠宿舍这边有几棵洋槐树，到了槐树开花的时节，阵阵清香随风飘过，令人心旷神怡。人们用把竹竿将一串串的槐花绞下来，烙槐花饼吃。
大概是1959年，有一天我妹妹在坝子边上摔了一跤，磕到洋槐树旁边的一个陶瓷的烂痰盂上，额头磕了一道大约两公分的口子，鲜血直流。恰逢楼上朱永祥的爱人王阿姨路过碰见，王阿姨抱起我妹妹就往旁边的区一院住院部跑，到医院缝了两针，包扎好后又将我妹妹送回家，而王阿姨衣服上沾了好大一片血迹，真是太感谢她了。
当年住在附近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孩有十多个，大家经常在坝子里一起玩耍，女孩修子（音），跳橡筋绳；男孩打金乌龟，玩蛇抱蛋。打金乌龟就是先将一整块砖立在四五米远的地方，打的人用一块半截砖把四五米外立着的那块砖打倒就算赢。投掷前，投掷者口中念念有词“金乌龟银乌龟，打倒XXX给我跪”，若赢了，则XXX必须下跪，未赢，换人投掷。有一次，一群小孩在坝子里打金乌龟，旁边围观的小孩也不少，胡进老师家的两个女儿胡世平、胡寒琳也在旁边围观，轮到我哥哥投掷时，一不小心，掷出的砖头砸到了胡世平的额头。早有小孩飞跑至胡家报信，胡家大人将受伤的胡世平带至医务室包扎。当时，我哥哥吓得不敢回家。父亲回家得知此事后，把我哥狠狠的责骂了一顿，然后领着我哥到胡家赔礼道歉。事后，看到胡世平青淤的额头和浮肿的眼皮，我们兄弟俩内疚了好久。
宿舍门前的坝子除了左边有两条石板路通向山坡顶上外，前面还有一条石板路，经过胡进老师他们住的那栋平房的旁边，通向伙食团。坝子右侧有一条下坡的土路，一直通到膳宿部的北门。
膳宿部北门内右侧是一栋坐东朝西的平房，平房左边住的是校工石绍章师傅，右边住的是王馥琳老师。石师傅的娃儿比我们小，印象中有一个小女孩石素华，大家都喊“石大姐”。王老师家清一色的男孩，从大毛到五毛，其中三毛、四毛、五毛年龄与我们三兄妹差不多，经常在一起玩耍。
北门内左侧紧靠围墙有一条大路，可以走到伙食团、“一曼村”、“华西楼”那边。顺着围墙往前走二三十米有一道小门通到围墙外的水池。水池是长方形的，一边靠围墙，另外三边用竹篱笆围着，竹篱笆上爬满了牵牛花，我还依稀记得和婆婆一道采集牵牛花种子，拿到弹子石街上的中药铺去卖。水池边上，有石梯坎一直通到水边，好像水面搭有一块几米长的木跳板，大人们挑着水桶走到跳板尽头，转身，蹲下，将水桶盛满水，然后起身，挑着水走下跳板……我记忆中的这个场景，大概是在我四岁以前，也就是1955年到1956年间，那时，我们住的宿舍周围还没有自来水，后来有了自来水但要到伙食团旁边去挑。
膳宿部的北门外，一条稍微有点下坡的土路，左边是水池边上的篱笆墙，不远处就是学校的大操场。
大操场夹在膳宿部与学习部的中间，左右两边都是农田，左边地势低洼一些，被称为“鸭儿凼”，右边地势稍微高一些，上面流下来的水，顺着操场边的水沟，经“鸭儿凼”往弹子石方向流去。当时，操场边的水沟里的水很清澈，好像还有鱼虾，我们经常在操场边、水沟旁玩耍。大概是我四岁那年，我一个人在水沟边上耍，夕阳西下，水面倒映着火红太阳，我突发奇想，想试试我手里的竹竿能不能够得着水中的太阳？结果一下子跌入水沟里，吃了好几口水，幸好被操场上的学生发现及时救起。
1958年前后，操场右边的农田上建起了一片厂房，就是后来的西南制药二厂。西南制药二厂建厂时所耗用的大量红砖，是用木船装运至弹子石江边，靠人工搬运至施工现场。当年，弹子石地区参加挑砖的大人娃儿不少，我们兄弟俩也加入到挑砖的队伍中，哥哥当时九岁，一次挑8匹砖；我当时还不满七岁，一次挑4匹砖。挑拢工地，收砖的人会给你写一张纸条，写明砖的匹数，盖上私章，作为领取力资的凭据。年幼的我们根本弄不清楚领钱的时间地点，到头来连一分钱也没有领到，算是参加了几次义务劳动。
西南制药二厂投产后，渐渐的，操场边的水沟里的水开始变黑、发臭，空气中也不时飘来一股刺鼻的气味。好像当时的词典里似乎根本就没有“环境污染”这个词，也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
操场的北边有一个不大的水塘，水塘里长着许多水草，水塘边上，一条铺着煤炭灰的小路，通向学习部的大门。
学习部这张《鸟瞰图》是从南向北看过去的，大门在南面，西面以夹竹桃等茂密的植物代替围墙，其余三面都有围墙，围墙外有一条小路，顺着大门右侧的小路往东北方向走，路边都是农田，翻过一个小山岗，就可以看到刘家岗小学。当年，十一中好多娃儿都在这所小学读书，我妹妹也在这里念了三年多的书。
学习部大门左侧平房是传达室，右侧是篮球场。篮球场尽头有屋顶的地方被称为“风雨操场”，里面安有双杠、吊环、木马等器械，遇到下雨天，学生就在这里上体育课。
篮球场上面的西式建筑是教学楼，教学楼右边有一长廊通往围墙边上的厕所，即使下雨，上厕所也不会淋到雨。
教学楼左后方有一个小土坡，坡上有一栋平房，好像是存放标本的地方，印象中有许多长满羽毛，但叫不出名字的雀鸟标本，还有一具人体骨骼标本。
教学楼后面是小操场，小操场靠围墙一侧有水泥砌的乒乓球台，我们小时候曾在这里打过乒乓球。
小操场边上的两层楼房是教研室，父亲所在的数学教研室就在底楼走道尽头的左边，印象中教研室二楼有人住家，教导主任林孟璧好像就住在楼上。
教研室右边的平房好像是实验室，实验室后面的平房是教工宿舍，记得孙达德老师就住在这里，孙老师的儿子孙磊与我哥是小学同班同学。
《鸟瞰图》左上角那栋平房是医务室，医务室除了胡婆婆外，还有一个叫石代光男医生。当年，我们磕到碰到，生疮害病，一般都是到医务室去看。
医务室旁边那两栋建筑没有多少印象，倒是大门进来这条大路左边的花园留给我许多记忆。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花园里建了好几个炼钢炉，父亲他们数学教研组的炼钢炉就在篮球场旁边的花园里。炼钢炉是耐火砖砌成的，直径差不多有1.5米，大人们把敲成小块的废铁和矿石放在一个个用白泡石打制的，形状像碓窝的容器里，先在炼钢炉里放一些焦炭，再把装有废铁和矿石的白泡石碓窝摆放在焦炭上面，石碓窝间的缝隙里也填满焦炭，然后生火，炼钢炉下面用鼓风机吹，把炉膛里烧得通红，也不知烧了多久，等石碓窝里的废铁和矿石都熔化后，大人们每人一把一米多长的铁钳子，好几个人一起把石碓窝夹起来，将里面的钢水倒入事先做好的沟槽中，待冷却后就算钢炼成了，接下来就是敲锣打鼓去报喜了！
大炼钢铁结束后，这里又恢复成了花园。记不清是1960年还是1961年，学校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保高三”。当年高考前，天气炎热，一到晚上，就把课桌搬到篮球场和附近的花园里，球场上花园里，灯火通明。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坐在课桌前紧张地复习功课，各科的老师穿梭于球场花园之间，答疑解惑至深夜，还要将学生送至宿舍，督促学生睡下后方才回家。当时，父亲教高中的《立体几何》和《三角》，也参加了“保高三”的工作。那一年，十一中高考升学率好像是创了历史最好成绩。
教研室背后的小山坡是学习部的制高点，山坡顶上有一栋两层楼的建筑，是学校的图书室，印象中钱朱的妈妈朱嬢嬢，三毛的妈妈王嬢嬢，好像先后都管过图书室，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三国演义》和《水浒》连环画都是从图书室借的。图书室的旁边紧靠围墙好像还有一栋小楼，记忆中好像山坡上有一木制的天桥与小楼连接。
教研室和实验室之间的小路，一直通到山坡顶上，路边有花园，花园中还有一座砖砌的天安门，大概是在1955年，我们三兄妹还在这里照过一张照片呢。可惜欧阳桦的《鸟瞰图》偏偏漏掉了教研室背后的这个小山坡。
十一中的教职工大多数都住在膳宿部，只有少数教职工住在学习部，除了前面提到的林孟璧主任和孙达德老师外，好像还有副校长朱淑琴，教地理的吴天元老师，教外语的周玉成老师，还有不清楚教什么学科的饶武翔老师等。膳宿部这边的家属娃儿与学习部那边的家属娃儿接触相对要少一些，和我们交往多一些的是周玉成老师的小儿子周小庆。周小庆与我哥同年，又都喜欢集邮，记得有一次周小庆用一本集邮册与我哥交换了几套邮票。这本集邮册是红色的，封面有“集邮”两个字，扉页上有“邮票是美德、仁爱、人道的最可爱的代言人之一，……” 集邮册里多处盖有“周勤”的名章，看来是弟弟拿哥哥的集邮册去换了邮票哈。
学习部后面不远有一处叫孙家花园的地方，四川省第二监狱就设在这里，站在学习部后面的围墙外就能够看见远处监狱的高墙和岗楼。孙家花园旁边有一座水库，大概是在195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三毛（张华珽）约我哥去水库游泳，我也跟着去了。我们三人来到水库边，我哥和三毛脱了衣服就下到水里，我在岸边看。三毛会水，向外游了几米远，回头招呼我哥，我哥以为水不深，就扑腾过去，结果发现踩不到底，人马上就慌了，在水中胡乱挣扎，一会沉下去，一会又浮起来，我在岸上吓得不晓得该怎么办。三毛见状，奋勇向前，伸手去拉我哥，我哥抓住三毛的手就不放，两人一起沉了下去，三毛拼尽全力，终于将我哥拉到岸边。两人不知喝了多少水，一上岸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吐水。这件事当时把我们骇惨了，回家的路上，三毛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给家里的大人说。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免后怕，若不是三毛拼死相救，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三毛乃十来岁少年，临危不惧，勇救遇险同伴，堪称壮举，救命之恩不敢忘怀。
1959年秋，年满七岁的我到石桥民办小学读书，记得报到那天是邓开朋的妈妈吴校长领我去的。石桥民办小学在南岸织布厂旁边，校舍可能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住宅，大门很气派，有两栋教室，其中一栋是西式建筑的两层楼房，记得学校的设施很差，课桌是用木板搭的，坐的凳子是各自从家里带去的。与我同班的十一中家属娃儿有钟晓倩、曹正芳、刘海英，还有幼儿园李嬢嬢的女儿黄群仁。记得当时有学习小组，我们十一中的娃儿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放了学就在我家一起复习功课，做作业。
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八十年代初改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我那时虽然刚刚上小学，但对“灾荒年辰”的记忆还是相当深刻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虽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但好歹还有一定量的供应，粮食大人每月27斤，还要规定“节约2斤”，到手的只有25斤，娃儿每月只有十几二十斤。猪肉每人每月半斤，菜油每人每月2两，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副食品的供应。更可恶的是，说“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城市的集市贸易一律取缔，老百姓拿起钱买不到东西。
城市的“自由市场”取消后，连蔬菜也不允许自由买卖，而蔬菜公司的菜摊上又经常是空空如也，城市居民要想买点蔬菜来填饱肚子，也只有悄悄地跑到周边的农村去想办法。范老夫子家以前有个佣人叫陈素琼，是刘家岗小学那边的农民，我们曾经同范开煋一道到陈素琼家附近的河沟去捞过鱼虾。经范丽春、范开煋姐弟介绍，我家姑婆隔三差五背个背篼，到陈素琼家去买点蔬菜，等到天黑后才悄悄的摸回家。
“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是1960年，由于食物缺乏、营养不良，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浮肿病人如果不马上纠正营养不良，后果会很严重，被饿死的人都是从浮肿病开始的。政府肯定也不希望城市饿死人，于是开办了“肿病食堂”，定期体检，凡是查出患肿病的，都有资格到“肿病食堂”去吃“肿病伙食”。弹子石地区的“肿病食堂”设在石桥正街的“南园餐厅”，每天中午供应一餐“肿病伙食”。父亲也检查出患了肿病，于是每天中午就去“南园餐厅”吃“肿病伙食”。所谓“肿病伙食”，其实就是饭的份量足一点，菜里面有点油而已，另外还有一个鸽蛋大小的米糠丸子。一旦体检肿病好了，马上取消吃“肿病伙食”的资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享受“肿病伙食”待遇的时间不长，最多就一个月左右。
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一股什么风，学校、街道都开办伙食团。当时，我和哥哥在石桥民办小学读书，学校附近的街道也办有伙食团，不少同学都在伙食团搭伙，我们兄弟俩一来觉得新鲜，二来觉得伙食团就在学校附近的，放学后马上就能够吃到饭，也想在伙食团搭伙，回家告诉父亲，父亲也没有阻拦。于是，我们兄弟俩就开始在街道伙食团搭伙了。在街道伙食团搭伙使用饭卡，一日三餐按“2-3-3”的标准（即早餐2两，中餐和晚餐各3两）划卡。那年月，每时每刻感觉到的都是饥饿，仿佛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有一天早晨，在上学的路上，我向哥哥建议：“我们今天不吃早饭，中午把两顿饭一起吃，吃饱。”哥哥同意了。于是，我们哥俩没有吃早饭，怀着对中午吃饱饭的美好憧憬就去学校上学去了。殊不知第三节课刚开始不久，我突然大汗淋漓，心慌气短，周身发软，老师见状也吓着了，马上去我哥教室找我哥，说“你弟弟病了”。哥哥马上过来，背起我就跑，准备把我背到区一院门诊部去看医生。大概跑了一百多米，在南岸织布厂的门口，哥哥把我放下来歇气，他问我：“你是不是饿了哟？”我说：“我也不晓得。” 南岸织布厂大门距离我们搭伙的伙食团近在咫尺，哥哥说：“你在这里等到，我去伙食团给你弄点米汤来”不一会儿，哥哥端着一盅盅米汤来了，我接过来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完了。哥哥问我：“感觉好点没有？”我说：“好像好点了。” 哥哥说：“你就在这里等，我现在就去伙食团排队，等开饭的时候第一个打饭。”过了一阵，哥哥把饭打来了，一人5两，我们哥俩风卷残云般的，一会儿就把自己的一大盅饭菜吃了个精光。哥哥问：“吃饱没有？” 我说：“没有。” 哥哥说：“那我们干脆把晚上的饭也打来吃了，要不要得？”我说：“要得。”于是，我们兄弟俩又把晚上的3两饭也打来吃了。这顿午饭，我们兄弟俩一人吃了8两饭，的确算是吃了一顿饱饭。下午放学后，晚餐无着落，只好回家。回到家里，父亲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们兄弟俩不吱声，父亲又问：“吃饭没有？”我们兄弟俩齐声回答：“没有。”当时，家里还有婆婆、姑婆、父亲和妹妹四人，他们的晚餐是把伙食团打回来的饭加点菜煮成烫饭。父亲叫我们坐拢来，把他们的晚饭匀出一些给我们兄弟俩吃，我们边吃边把今天想把两顿饭和到一起吃饱饭以及后面发生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告诫我们，今后别再干这样的傻事了。
哥哥班上有个同学叫冯明孝，住在区一院住院部的围墙边上，他家养得有鸡，他不时会悄悄地把鸡下的蛋拿出来卖，五角钱一个。当时婆婆因营养不良，身体很差，我们就想买鸡蛋给婆婆补充营养。经父亲同意后，我们每天都会花五角钱从冯明孝那里买到一个鸡蛋。哥哥用一张手巾把鸡蛋包好，放进裤子口袋里，下午放学后拿回家，让婆婆煮来吃。有一次，哥哥忘了裤子口袋里有鸡蛋，结果不小心把鸡蛋弄破了，为此，哥哥好生内疚。
由于食物严重短缺，人们为了填饱肚子，千方百计寻找所谓的“代食品”。印象中弹子石街上的“圆门餐厅”就卖过“小球藻”，据说是一种细胞培养的水藻，含有蛋白质，也有人说是小便培养的，我们也没有尝过。再有就是“厥基”和“饭粑头” ，都是山上植物的根，含有少量的淀粉。那时，每到星期天，总有一队一队的人到“三块石”后面山上去挖厥基。有一天，我们兄弟俩也拿起锄头，背着背篓跟着人们上山，背篓里装着姑婆给我们准备的午饭（罐头筒筒装的饭，用白纸蒙住，再用麻绳系好）。到了目的地，放下背篓一看，蒙在罐头筒筒上的白纸不知什么时候被走在后面的人抓破了，里面的饭也只剩一点点了。只好自认倒霉，饿着肚子挖了一些厥基回家。回到家里。我们用刀把厥基宰成1厘米左右的小节节，放进铁锅里炕干，然后拿到木工房的磨子上去推，要反反复复的推好几遍，把厥基磨成细粉才算完成。姑婆用厥基粉加了一点面粉做成饼，黑黢黢的，吃进嘴里如同在嚼锯木面，我们兄妹吃了一个就不肯再吃了，余下的姑婆和父亲吃了好久才吃完。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大操场除留下中间的足球场供学生上体育课外，周边的土地都开垦出来种上了红苕，收获的红苕和红苕藤归伙食团，用来改善教职工伙食。
1959年12月31日晚，因病在弹子石联合诊所住院的婆婆病危，需马上转院，恰好在市一建公司工作的表舅放假回家，他和父亲冒着蒙蒙细雨，用担架把婆婆从弹子石抬到位于玄坛庙的第五人民医院住院，当晚，父亲在医院守护。第二天就是元旦节，一早姑婆就去了医院，家里冷锅冷灶，好不凄凉。表舅带我们三兄妹去弹子石街上下了一次馆子，尔后的弹子石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此时，表舅19岁，我们三兄妹分别是10岁、7岁、5岁）。
婆婆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于1961年3月在第五人民医院去世，享年六十四岁。父亲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强忍着悲痛，坚持把上午的课上完，才向学校请假，学校派王管事与父亲一道去医院料理后事，将婆婆的遗体送至石桥铺殡仪馆火化。当年五一节，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去殡仪馆火将婆婆的骨灰接回家存放。此后，逢年过节，我们都要面对婆婆的骨灰行祭拜之礼。后来，爆发了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红卫兵横行肆虐，四处抄家，父亲担心婆婆骨灰受辱，悄悄将婆婆的骨灰送至五块石山下掩埋，想等形势缓和后取回送老家安葬。殊不知这一等就是十年，婆婆的骨灰竟无从找寻，父亲为此歉疚终生。
1962年初春，母亲终于结束了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奉调回城。母亲不愿意回到曾经给她造成重大伤害的十一中，南岸区教育局理解她的想法，决定调她到重庆市第五中学工作。学校安排她教初二年级三个班的地理课，同时负责管理供教师查阅资料的阅览室。
1963年寒假期间，大舅带着两个儿子小欢和悦歌来重庆，第一次见到大舅和两个表弟，我们兄妹高兴得不得了。在这张照片中，前排左起分别是悦歌、妹妹和小欢，二排左起分别是爸爸、姑婆、大舅，后排左起分别是哥哥、妈妈和我。
母亲到五中后，先是将读小学五年级的哥哥转学至黄桷垭南山路小学读书，1964年春，我和妹妹也转学到黄桷垭南山路小学读书。十一中的家就只剩父亲一人，搬到二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宿舍居住，底楼的两间宿舍交由学校另行安排。
从此，我告别了十一中，那些童年生活的片段,只能在梦中去找寻。
2018年6月27日完成于万盛黑山谷
后记：我的这篇《童年记忆》所记之事都发生在我四岁至十二岁之间，距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光阴，幼年时朦胧懵懂，且时间久远，所叙之事不一定准确，如有错漏，敬请谅解！
由于文章中部分敏感词语，于2019年3月26日修改后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