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讲究”,就是“规矩”,在我的老家,从前的日子里,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讲究”,它们细细碎碎地散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无形的力量致密地约束着我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是一种看不见却可以感受的到的影响,能让我们即使多年以后,在这个越来越缺少敬畏,越来越“没有规矩”的时代,多些惦念,多些细节的关照。
特别是一到过年,母亲就会唠叨那些“讲究”。
从腊月开始,先是腊月初五要“喝五豆”,用五种豆子煮成的粥,大约是有五谷丰登之类吉祥的寓意吧,腊月初八要“吃腊八”,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今城里人喝的“腊八粥”,是一种用小米煮汤,加进手擀面片和红白萝卜做臊子的面食,民谚说:“吃了五豆,长一斧头”、“吃了腊八,长一杈把”,这样的春节美食规矩某种程度上也是乡人对自己一年辛苦的犒劳,对老人小孩的味觉抚慰。
接下来,还要“请灶王爷”,要扫房子洗衣服,要“老牛老妈歇一天”。
年三十和初一不能训孩子,不能吵架,不能扫地,据说如果犯规,会吵一年,会“财运流失”。初一出锅的第一盘饺子,一定要给“爷”(土地爷、灶王爷等)献上,还要上香磕头,供献过的饺子只能给家里男人吃。
初五是“破五”,到了这天,春节期间诸多规矩和禁忌都可以打破了,要洒扫庭除,燃放鞭炮 “送穷”。初七是“人七”,年三十在那里过的,这天就要待在那里,要“全家整齐”,要吃“拴魂面”。
从初八开始,舅舅们就可以给外甥“送灯”了,送上灯笼、蜡烛、犍娃娃馍等。这种约定会坚持到孩子满十三岁,期间,那些五颜六色、形状不一的灯笼会被我们这些娃娃用灯托支上蜡烛点着,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人“碰灯”(两人或多人用点着蜡烛的灯笼碰撞),等到正月十五当天,要将灯笼“碰着火”,预示吉利,可是小孩们舍不得啊,就想各种办法加固自己的灯笼,甚至恶作剧地给灯托上装上长出的铁丝,在碰撞的时候刺破对方的灯笼。
那样物资奇缺的年代,人们对一切东西好像都很珍视。
十三岁的时候,大约也是农村孩子的“成人礼”,舅舅要负责给外甥“全灯”,送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比如自行车,比如收音机等,从此以后,这个孩子的“碰灯”生涯宣告结束。
正月二十三,女辈们要给过世的亲人上坟。
年过完后,“二月二”算是个大日子,家家户户要“炒豆子”,“炒馍蛋蛋”,炒豆子叫“青满”(是不是清算和圆满的意思啊),炒馍蛋蛋,应该和过年前蒸的那些年馍一时半会吃不完,又不能久放有关,这种加工方法做出的馒头蛋蛋配上咸盐,就是那时的美味。
“二月二不剃头会死舅舅”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清明节给先人上坟,是男人的事情,女性一般不去。一年里纪念先人的必须日子还有“年三十”“十月一”“七月十五”等。
“十月一,送寒衣”,当天,人们用白纸裁做棉衣棉裤,夹裹带籽棉花,谓之“寒衣”。又用冥币模子将烧纸击打成钱币状,谓之“冥币”。傍晚时分,家人于十字路口或坟地焚烧寒衣,并在地上画以圆圈,意在防备孤魂野鬼抢走寒衣。
每年到这时候,按母亲吩咐,我都会在遥远的地方,朝着家乡的方向,郑重其事地画圈,烧纸,说些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沟通阴阳的话,希望能和那些逝去的亲人有片刻的交流。
在夏天,有个叫“转麦罢(pa)”的习俗。
地里的庄稼收到囷里了,农人们享受着一年中难得的好时光,人们磨新麦蒸白馍,在这“麦罢”时节,作为走亲戚的礼品,这些蒸好的各种富含深情的"馍"做为礼品相互交流互动着。“馍”代表着庄户人的真诚祝福,也变成了质朴的无声互动交流语言。
除了这些固定时节的“规矩”,还有一些陪伴日常的“讲究”,比如“男人不能看月子”,“晚上不能照镜子”,出门吃饭一定要穿最好的衣服,做客喝茶一定要把最后一杯喝干,吃饭时候不许说话,不能把筷子插在饭上,不能敲碗筷。做饭的媳妇一般不能上桌子和客人吃饭,而是在厨房里吃。家里做好吃的,一定要端一碗给村里的长辈或者孤苦之人,吃烤糊的馍馍“会捡钱”,吃剩饭“有福气”等等。
有人说,这些都是“穷讲究”,是的,也许正因为在哪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时代,我们只有靠这样的细节关照来塑造行为,抚慰内心,而在如今快节奏和重现实的时代,人们更多不拘小节,更多无所顾忌,也就更多没有“规矩”。
这些古老的,有的甚至迷信和落后的东西,在过去的贫瘠的日子里,就如一道道秘符,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提示你,惊醒你,告诫你,甚至善意地“哄”着你,在这些絮絮叨叨的口碑相传里,我们生长,叹息,我们成人,回味。
也许,多年以后,母亲们的唠叨依然无法延续这些古老“讲究”的传承,那些喋喋不休的言传,那些细致端详的虔诚,那些善良质朴的祈祷,都会变换形式,甚至消失,可是,那些伴随我们心性养成,我们行为习惯,我们念念不忘的东西终将留在记忆深处。
信或者不信,做或者不做,“讲究”究竟就在那里,像故乡神秘的符号,牵引我们日渐习惯回味的目光。
蔡立鹏2017-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