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无形态，为了解决词类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讲古代汉语语法总要谈到词类活用。所谓词类活用是指词的非经常性的临时用法，它是与本用相对的，本用是指词的经常用法。讲词类活用有两要:一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不受印欧语法的束缚;二要有历史观点，不能以今律古。

目前一般谈词类活用的往往失之过宽。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印欧语划分词类的影响。在印欧语里词有形态变化，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有对应关系。名词一般只作主语、宾语，动词一般是作谓语，形容词一般是作定语。可是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往往是多功能的，每类词都能作好几种子成分;因此划分汉语的词类必须考虑各类词的句法功能总和，而不能套用印欧语划分词类的标准。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的研究深受印欧语法的影响，很多语法学家把主语、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形容词都看成是活用作名词。例如: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

白马之白，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孟子·告子上》)

例一处在宾语位置的“乐”和“忧”，被看成动词活用作名词例二处在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介词宾语)的“白”被看成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其实作宾语的“乐”和“忧”与作谓语的“乐”和“忧”意义完全相同，词性未变，都是动词;作主语或宾语的“白”与作定语的“白”也是一致的，都是形容词。动词、形容词不能作主语、宾语，这是印欧语的语法特点，汉语是不受这条规律制约的。

当然，动词、形容词确有活用作名词的。例如:

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韩非子·用人》)

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

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梁惠王上》)

例一中的“苦”“忧悲”和例二中的“死”、“生”本是动词，例三中的“小”、“大”、“寡”、“众”、“弱”、、“强”本是形容词，分别用作主语或宾语。它们是否属于词类活用呢?我们认为应是活用，因为它们的意义与本用已有所不同。“死”“生”等活用的动词已由表示动作行为转而表示具有这种行为动作的人或物，“大”、“小”等活用的形容词已由表示性质状态转而表示具有这种性质状态的人或物。“劳苦”等于“劳苦者”“忧悲”等于“忧悲者”，“死”等于“死者”，“生”等于“生者”，“小”等于“小者”，“大”等于“大者”，等等。可以说这些动词、形容词已经名物化，这是它们词性活用的标志。动词、形容词处在主语、宾语位置是否看作词类活用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不能一刀切。

早期的语法学家还有把名词、动词作定语也当成活用为形容词的。例如: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庄子·盗踞》)

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就认为例一的“犬”是“假名词为形容词”，例二的“涌”和“飘”是“假动词为形容词”。汉语中名词作定语是普遍现象，这是名词的基本功能之一，动词也往往可以作定语;如果把处在定语位置的名词、动词都看成活用，那就无限地扩大了词类活用的范围。后来的语法学家都不赞成这种作法。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是缺乏历史观点，受现代汉语影响，从现代汉语的词性出发来分析问题。例如:

树吾墓横，横可材也，吴其沼乎?(《左传·哀公十一

《马氏文通》认为“树”是名词活用作动词。现代汉语“树是名词，先秦“树”到底是什么词类呢?我们分析了《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九部古籍，将用作谓语的标作动词，将用作主语、宾语的标作名词 (下同)，统计如下:

作谓语是“树”最主要的功能，而作主语、宾语的倒是少数说它是名词活用作动词，显然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金文“树”字像以手植树之形，《说文解字》:“树，木生植之总名也。”许慎的意见是对的。“树”的本义是“植树”、““种植”，它是动词;与“木”相对，“木”才是名词。从古籍的用例来看“树”到春秋时代以后，才开始用作名词，可能到六朝以后才取代“木”作为木本植物的通称。马建忠在这里是从自己的语感出发，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同“树”情况相似的还可以举一个“履”字，“履”字和“”字相对，在先秦“履”是动词,“”是名词。汉魏以后，“履”才逐渐多用作名词。后来虽然很少再有人认为“树”或“”在先秦是名词活用作动词，但是犯马建忠同样性质错误的却比比皆是。例如:

出入相友。(《孟子·滕文公上》)

不少人把例句中的“友”看作名活用作动词，其实“友”同“树”一样，本来是动词。甲骨金文中“友”字是画的两只手,“以手相助”是它的本义。这是动词。《说文解字》:“友，同志为友”。这是“友”的后起义。先秦古籍中“友”经常用作谓语，并非临时用法。统计如下.

动词用例几乎同名词用例平分秋色，自然不能看作活用。从历史发展来看，“友”原本是动词，引申发展出名词的意义，在先秦只宜看作兼类。

再如“先”字，一般看作方位名词，用作谓语时就被认为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这也是从现代汉语出发来谈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甲骨文的“先”字，上面是画的一只脚，下面是一个“人”字，表示在别人之前走。《说文解字》:“先，前进也。这一训释是接近本义的，它本是动词。“先”在《尚书》等九部著作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作定语的未统计，其中绝大多数是构成“先王、先君、先民、先祖”等固定词语。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可以作定语，这不足以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其他几种成分，可以认作名词的是主语、宾语，总共不足百分之九;作谓语而应该认作动词的接近百分之三十六，超过主语、宾语的用例几倍。作状语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看成动词用作状语，一是看成由动词虚化而成副词。总之，把先秦用作谓语的“先”看成名词活用作动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不符合当时的语言实际。汉代以后“先”用作谓语的逐渐减少，才开始由动词转变成方位名词。

再如“衣”字更被看成名词活用作动词的典型例证，其实这也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如果把“布衣、紫衣、衣服”等固定词语不算，“衣”单用时作动词的用例比例很大。统计如下：

单用时动词用例占了接近百分之四十，即使加上所有固定词语的用例，动词用例也占20%以上，这就很难说是临时活用了，而应该算兼类。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先秦时代没有一个表示“穿衣”这个动作的专用词，“著衣”是汉代以后才有的说法，“穿衣”就出现得更晚了。“衣”的名动两用正像 (鱼、渔) 这个词一样，原本是兼类词，不过 作名词写成了“鱼”，作动词写成了“渔”，那只是一个书写形式的区别，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只是一词兼用于名词、动词两类。这样的兼类词，我们应该承认在古代比后来会更多一些。

有些词在先秦不能看作活用，但是到了汉代以后却又要承认它是活用了。例如: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史记·货殖列传》)

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刘向《新序》)

我们说过，在先秦“衣”、“履”、“友”都不能看成名词活用为动词;但是到了汉代“衣”已经很少用作谓语了，“履”已经由动词转变成名词，“友”在战国已经多用作名词(朋友)，这不是动词“友爱”义，而是“朋友”义的意动用法，因此我们认为到了汉代它们又都应该看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这也是从历史观点来看问题，不同时代应该不同对待。

总之，谈词类活用要有历史观点，不能以今律古，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古代的语言资料，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原载《湖北电大学刊》，1987.1又收人《汉语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97;及其增补本 2005）

七、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浅见

日前古汉语教学中语法系统存在显著分歧，对教学无疑带来某些不便，尤其是师范院校要面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依违之间更难处置。“暂拟系统”是五十年代为了编写中学汉语课本和语文教学而建立的，它本来是以现代汉语为依据进行编写的;可是中学的语文教学不仅有现代文，还有相当分量的文盲文，文言文的语法教学怎么办，“暂拟系统”的编著者没有交代。依照它的名称及其《简述》的行文来看，这个“暂拟系统也是适用于文言文的。几十年来的中学语文教学实际，恐怕也就是这个情况。这样做，从理论上说是很不妥当的，古今语法有相当大的差异，怎能统括在一个语法系统中呢?这也许正是师范院校的同行强烈要求讨论、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原因之一。

要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我以为首先要解决两个认识问一是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性质;二是如何对待现代汉语教题:学语法系统。然后才能谈到其他语法系统中的具体问题。

一 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性质

古汉语是一个历时的概念，“五四”以前(或者片战争以前) 汉族祖先所使用的语言都应该是古汉语。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时代算起，古汉语也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以书面语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汉语书面语一般分成两大系统: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进行加工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后代模仿它写作而形成的文献语言，即通常所说的文言;一是六朝以后以北方话为基础进行加工而形成的古白话。汉代以前的书面语和六朝以后的古白话都同口语紧密相联，是随着口语的发展而发展的;唐代以后的文言文虽然日益脱离口语，成了仿古的僵化语言，但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必须分清楚。既然几千年的书面古汉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语法体系。因此，我们要建立的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只能是一般所谓的文言语法系统，只能是一种共时性质的语法系统。汉语语法的历时演变只能留给汉语语法史去解决。上文已经指出，汉代以前的书面语是随着口语的发展而变化的，殷商甲骨文的语法、西周金文的语法、春秋战国的语法、汉代的语法，互相之间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我们要建立的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也不可能把它们都统括进来。留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以战国时代两百多年间的著作居多，比如《论语》、《孟子》、《庄子》 等先秦诸子和《左传》、《国语》、《国策》等先秦史籍，它们都是古代文学语言的典范，我以为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应该建立在这些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战国时代已经衰亡的某些甲骨语法现象和某些金文语法现象，乃至《尚书》、《诗经》中某些不用于先秦其他典籍中的语法现象都不宜算作这个系统的语法规律，至于汉代以后新产生的语法现象更不应该包括进来。总之，我们需要建立的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应该是一个先秦(严格说是战国时代) 的文学语言的共时语法系统。

二、如何对待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先秦汉语和现代汉语相隔两三千年，它们的语法结构有很大差异，是两个不同的语法体系。不同体系之间不能生搬硬套，因此，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不能随便套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这是首先要明确的。但是古今汉语又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基础早在先秦就已奠定，有许多基本语法规律古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再说，古汉语语法研究状况落后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因此，要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应充分吸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借鉴其理论和方法。而且古汉语的语法教学同现代汉语的语法教学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师范院校和中学的语法教学更要考虑如何同“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接轨，这是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们知道，五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一个博采众长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综合体系。它的特点是:词法与句法并重，分析语法现象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统一，析句采取句子成分分析法。它以中学课本的面目通行全国也被大多数高等院校所采用，是五十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1984 年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哈尔滨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确定的原则编写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提要》 吸收了六十年代以来语法研究的新成果对“暂拟系统”作了重大修改。最明显的是突出了短语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地位，析句时改用层次分析法。实质上是从传统语法向结构主义语法的转变。这虽然还只是一个试用方案，编著者公开声明只“带有参考性质，没有绝对的强制性”，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时，必须以《提要》作为我们的参照系数，而不是《暂拟系统》。

三、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明确了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性质以及它同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关系后，才好处理其中的具体问题。这大致可以分为词类系统和句法结构两方面的问题。

词类系统中首先一个问题是设不设一类助词，也就是“者”、“所”、“之”的归属问题。六十年代以来高校儿部影响大的古代汉语教材大都没有设立助词一类，王力先生是不设助词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他主编的《古代汉语》 上册出版后，收到不少来信，要求把“者”、“所”、“之”改为结构助词，王力先生没有采纳这种意见，而是在下册《编后记》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申明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知道，从《马氏文通》起就把“所”看作代词，把“之”看成介词，黎锦熙先生、王力者”先生都沿用不改，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者”“所”虽有指代作用，但是却不能独立用作句子成分，必须放在其他的词或词组后面或前面，构成“者”字结构或“所”字结构，然后才可以在句中自由运用，“者”“所”本身只起辅助的作用，这同其他的代词是很不一样的。“之”字也同其他介词很不一样，它的作用是连接定语和中心语，或者插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使它变成偏正结构，还可以用作宾语前置的标志 (一般把这种“之”字视作代词复指)。这与其叫介词，还不如叫连词，但也同一般的连词不一样。对这三个词，如果看重“者”“所”的指代作用和“之”同连词相似之处，当然可以把它们分属代词和连词;如果看重它们主要是起组合作用，又与其他的代词或连词有很大区别，自然也可以设一类助词来统括它们。这是难分伯仲的处理方式。不过，由于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已立助词一类，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似乎应该尽量照顾到二者的一致性，也以采用助词说为宜。在各家的古汉语语法著作中对介词、连词的处理，也是很不一致的，有的分开，有的不分，各有道理，同样可以因为现代汉语教学语法已分为介词、连词两类而取分开的处理方式。但是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要不要设立一类量词，却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因为古今汉语的称数法是区别很大的。先秦表示行为的数量根本不用单位词，也就是先秦没有动量词。至于称数事物一般也不用单位词，数词同名词直接结合是先秦常规的事物称数方式;即使用上单位词，组合的方式也同现代汉语不一样大多是“数词 +单位词”附在名词后面的格式(“粟五秉”“马三匹”)，很少有“数词 +单位词 +名词” (三只老虎、两头牛)这种现代汉语的常规格式。这正是先秦语法同现代汉语不同的重要规律之一。因此，虽然有些现代汉语的名量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是性质却不同。同是“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是量词，在先秦只是单位名词;同是“口”字，现在可以是量词，先秦只能是名词。如《孟子·梁惠王上》:“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中的“口”字是名词表数量，不能误认为是量词。量词这一范畴是汉魏以后才形成的。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既然是先秦汉语的共时语法系统，后起的一类量词也就不能进入这个系统。

此外，代词的体系如何处理? 即先秦有没有第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是不是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也只分近指、远指两类这是需要认真讨论和对待的。根据教育学的原则，教学内容既要考虑稳定性，即所持论点是否得到社会的普遍公认;又要重视科学性，即是否能反映科研新成果。抱残守缺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没有好处的。还有虚词如何讲，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马氏文通》的基本态度是倾向于虚词句法功能的单一性，而《高等国文法》则正好相反，是从虑词句法多功能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杨树达先生的做法更接近传统虚词研究，具体分析不无精彩之处;但是从总的理论方法来看，应该肯定的却是马建忠。因此，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讲虚词，既要重视马建忠的观点方法又要参照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提出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观点，对古代的虚词采取句法功能的单一性和语义关系的多样性两个层面来分析。要不要讲词类活用以及如何讲，也是一个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从马建忠起，讲古汉语语法几乎没有不谈词类活用的，但是真能解决问题的佳作不多，而讹误之说却不少。归纳起来有四种情况:

1)确为活用

2) 把非活用说成活用(动词形容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主语宾语，是本用却被分析成活用)

3)说成活用 (如“雨”“”本为名词、动词两属的兼类词，却被分析为活用)

4) 颠倒本用和活用的关系(“树”“履”在先秦90% 以上的用是动词用法，只有少数用例是名词用法，不说是动词活用为名词，却说是名词活用为动词)。

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应该对众多的活用说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分清本用、活用、兼类等各种现象，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词类活用问题。至于句法结构方面，也有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前面已经指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突出了短语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地位，这是符合汉语特点的做法。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无疑也应该充实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如何充实?是依照《提要》讲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等，还是依照一般的语法著作，讲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动补结构、介宾结构、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呢?这是需要讨论的。再如讲哪些句型，是依照《提要》讲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呢，还是依照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讲判断句、叙述句、描写句呢?或者两套都讲，以一套为主，但是以哪套为主呢? 从古汉语的特点来看，似乎应该以后一套为主。此外，省略和前置如何处理，复句和句群如何讲都是需要讨论的，这里就不多罗嗦了。

以上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浅见，提出来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原载《中国语文》1995 第2期收人《汉语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