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我发现北京马路上的外地人一天比一天多，但由于票证还很重要，所以单位一般还不会聘请户口不在北京的外地人。
有一次回北大，碰到了一个国政系青海籍同级女同学，这时候我们已经毕业好几个月了，我发现她还在学校滞留。问为什么？
答：不想回去了，拟准备下一年考研。
她告诉我，她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北京没回原籍，现在她是一边学习，一边在北大附近的一家民营公司工作，收入算是不错，足以维持她在北京的生活。
她告诉我，学校类似的1987级毕业生，还有几个。
听她轻描淡写地和我说着她毕业后在北京的生活，我不仅想到，原来曾经困扰很多外地大学毕业生是否留京的那些户口问题、粮票问题、工作问题等似乎已经渐渐地不成为什么问题了，再联想起北京马路上日渐增多的外地来京的人员，我意识到了当时社会务工状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记得1988年有个统计，北京本地人口大约1000万，外地常驻北京的人口大约200-300万，北京每天进出人口流量大约在30万水平。这说明，北京实际的外地常驻人口当时已占本地人口的20%以上。
而随着票证在人们生活中的逐渐退出，人口的这种流动性在北京是日渐增加，每年都有明显的提升。
其实，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票证虽然还有，但由于经济已经活跃起来，各种票证实际上正在逐渐淡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大家更需要的一样东西：钱。
有意思的是，我还曾经接受过一个关于人民币的调查项目，有幸第一次去北京一家造币厂参观。
具体的细节我记不住了，只记得当时有关人员带着我们参观了印币的全过程。
在参观这家工厂过程中，其严格的管理制度给我留下了非常的深刻印象，毕竟人家生产的产品就是“卡巴卡巴”崭新的票子，管理严格是必然的。到这种地方参观，难免也让人心生感慨。
匆匆离开造币厂，我发现这儿离大学同班女生老谌所在的派出所不远，临时决定，造访一下这个派出所。
她被分配到公安部某研究所，正在这里做基层锻炼实习。
很容易就找到她了。
看到她大冬天穿着件宽宽大大的警用大衣，抱着温热的大茶缸子在值班室值班，颇有几分女户籍警的范儿，特别是和其他警察说话的样子，觉得她很入角色。
我禁不住想，平日和蔼温柔厚道的老谌，是如何“横眉冷对”那些社会不安定分子的。
我假装“领导”视察，和老谌瞎扯起来。
老谌也很开心，模仿河南、山东等外地方言土语，给我们聊一些管片儿内的趣人趣事，听得我和继明哈哈大笑。
其实，对于北京常驻人口的变化，像老谌他们实习所在的这种基层派出所是最了解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的，他们和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接触也是比较多的。
我记得以前诸如收破烂、卖西瓜、新鲜菜蔬的流动商贩，大都是本地郊区的农民，但是到了我大学毕业以后，时不常就可以听到北京以外的口音在街头巷尾叫卖吆喝，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外地人开始出现了，而且趋势是一年比一年多。
不过当时我的思路还是在来京旅游的外地人上。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长大的，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外地人，那么只要有条件，我一定要到伟大祖国首都看看，一定要到天安门前照个像。我相信有我这种想法的外地人一定是一亿一亿的，这么多人如果每人都来一趟北京，那意味着什么？
大笑之中，我随口问了老谌一个问题：你管片儿里的这些外地人是怎么“折腾”你这个漂亮的女片警的？
未等她回答，我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乍现。
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连串类似的问题。诸如：
“外地人怎么看北京的片警？怎么看北京的风土人情、北京的社会风气、北京的名胜古迹、北京的市容市貌、北京的人、北京的物、北京的这儿、北京的那儿……？”。
这一系列的问题给我带来了灵感。
我压制住内心的狂喜，匆匆与老谌道别。离开老谌回去的路上，我顺着这个灵感，自我“头脑风暴”一了番之后，忽然意识到，如果将这些问题巧妙的加以设计，完全可以出拍一部精彩的电视调查片。我为自己的这个创意兴奋不已，我觉得应该尽快捋清自己的思路，做出一套具体可行的策划方案来。
不得不承认在调查所这几个月的工作中，在其独特的管理体制的激励下，我的思维潜力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而这种对人思维潜力的挖掘在诸如中成这种国有体制的企业是很难做到的。
那时候的北京，已经进入电视时代，不少人家，开始进入彩电时代，最受欢迎的是14-18-21英寸彩色电视机。
看电视节目，在老百姓生活中，所占时间也越来越多，可以这么说，中国很快就进入了电视节目的黄金时代。这一点，从后来央视的收视调查情况就一目了然。
当时在北京，只有北京地方台和中央台，加在一起也就四五个频道，即使是这样，也吸引了大部分的老百姓将晚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电视机前。
所以，这时候如果能够做出一档有特色的电视节目，效果一定非同凡响。
说动就动，第二天我老早就跑到办公室，开始了新项目的筹划工作。
照片：同学老谌实习后在1988年的留影，这样的美女同学总会给人以特殊的灵感的（照片她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