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出击: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 七下西洋:万邦来朝的盛世幻影。 迁都北京:一个正确的决定,两个错误的安排

知识点一:太监出击: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

明成祖朱棣对文人士大夫的策略,是恩威并举,杀戮很恐怖,但当官机会也给得多,还推动大型文化工程让大家参与其中。

但朱棣更信任的,还是宦官。

一般说法,当初朱元璋定的规矩,宦官不许干政,到朱棣这里,就不遵守了。事实不是这样,是明朝中后期的人,反感宦官权力太大,也不喜欢明成祖朱棣,所以喜欢说,朱元璋定的规矩本来是好的,但是都给明成祖改坏了,后来的皇帝越搞越坏。

哪个朝代的官员,都喜欢说类似的话,因为不能公然反对当今皇帝,只能借开国皇帝来批评当今皇帝,这是历朝历代通用的话术。

实际上,朱元璋这么猜忌苛刻的人,既然根本信不过外面的官员,那就只能倚重身边的宦官做耳目。只不过为了形象,会宣扬自己不用宦官罢了。

倒是建文帝有点实心眼,真的对宦官很严厉。有些宦官受不了,就叛逃到朱棣那边,还给朱棣带去了南京防守空虚的关键情报。

至于朱棣,是一直重用宦官的。朱棣做燕王的时候,对身边的宦官就很倚重。朱棣重用的宦官,很多都是女真人。还有像大名鼎鼎的郑和,按元朝的标准是色目人,家乡在和北平府隔着千山万水的云南。宦官本来就被社会排斥,这样特殊的身份,更加意味着他们除了忠于主子,别无选择,所以当然值得信任。

朱棣重用的宦官,也确实能干。他们有人追随朱棣上阵杀敌,是战斗英雄;有人组织了很有效的谍报网。靖难之役的时候,建文帝那边,方孝孺得知朱棣更喜欢二儿子朱高煦,长子朱高炽处境尴尬。大儒也是会破坏人家的家庭关系的,就派了个锦衣卫千户到北平,想挑唆朱高炽反对朱棣。结果人刚到北平,就被宦官发现了。

朱棣当皇帝后,这样又忠诚又能干的宦官团队,没有道理不继续使用。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大明朝的宦官部门,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有时也简称“二十四监”。

各个监的长官,称为“监令”,后来改称“太监”。

现代口头表述中,往往把历代宦官都称为太监,严格说来是不妥当的。

太监这个词很古老。北魏的时候,太监是一种宫里的女官,也是一种高级宫女。后来历代都有太监,不过都不是阉割过的宦官。太监明确地与阉人挂钩,还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太监特指宦官,而且不是一般的宦官,是太监的头。

比如,二十四监里有御马监,御马监的长官,才尊称一声太监,下面干一般工作的宦官,没资格叫太监。

当然,一切尊称,都是早晚会贬值的,明代后期,被称为太监的宦官越来越多。到了清朝,干脆在官制上接受了这种改变,不管宦官级别和地位的高低,全部称为太监。从此,太监便与宦官同义了。

二十四监中最重要的是司礼监。司礼监不管它写在文件上的功能是什么,实际上往往就是皇帝贴身的秘书班子。

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因为对内外文武臣僚,都怀有猜忌和防范之心,觉得朝廷里原有的监察部门不中用,就想要打造一个能够更有效监督百官的新团队。

开始,朱棣是重拾朱元璋的老办法。朱元璋曾经让锦衣卫做这件事,朱棣就也让锦衣卫去监视官员们,他任命一个叫纪纲的人,做锦衣卫指挥使。——纪律的纪,纲常的纲,这人的名字一听就是个干监察的。纪纲是永乐年间著名的酷吏,整死了很多人。

当然,时间长了,这种脏手套是肯定要丢掉的。先用酷吏清除异己,再处死酷吏展示皇帝圣明。这个道理,当年武则天知道,明成祖朱棣自然也知道。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以谋反的罪名,把纪纲公开凌迟处死了,给天下人出气。

大概就在处死纪纲后不太久,朱棣设了东厂。

厂的意思是“屋无壁”,一块空地上,搭个棚子,但没有墙壁,这就叫作“厂”。后来衍生为不怎么正规、高端的工作场所的意思。今天,北京还有很多带厂的地名,琉璃厂、黑窑厂、蓝靛厂,火器营有个宋老三,等等。

朱棣在北京皇城的东安门外,给宦官设了一个临时办公场所,这就是所谓“东厂”。

东厂这个名字,就透着一种不正规;东厂是什么时候正式设立的,史料记载也不怎么清晰,说明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值得大张旗鼓宣扬的事;东厂由太监领导,但领导东厂,当时的叫法是提督东厂,并不是这个太监的正式工作。

后来往往就是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里,排第二、第三名的,来提督东厂,透着一种临时干一份兼差的味道。

东厂的大领导,是太监,但东厂的工作人员,并不是宦官。而是从锦衣卫和其他部门抽调擅长做探访、侦查工作的人才,各种捕风捉影、挖地三尺的本事越大越好,都到东厂来干活。

东厂大领导是司礼监太监,东厂员工是锦衣卫等部门的人,就是拼出来的一个一个摊子。但是,待遇好、权力大、没保障的临时工,工作积极性才是最高的。

就是这个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不正规气息的东厂,把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拿捏在自己手里。东厂不一定要真的向皇帝举报什么,只要东厂存在,对官员们来说,想到自己有什么不便公开的事,随时可能被递交到皇帝面前,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皇帝有很多不便公开的事,都喜欢交给宦官去做,甚至于,是只能交给宦官去做。

比如说,朱棣喜欢朝鲜的美女,派人去找朝鲜国王索要,这种事就只能派太监去。这种事,在官方史料里面是隐讳的,民间野史也不太会提到,因为官方对民间确实隐瞒得很好。幸亏还有朝鲜的史料,才让人知道,明成祖的好色,把朝鲜弄得有多鸡飞狗跳,又导致多少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

明成祖的宦官能跑到朝鲜去,还真挺能跑的。其实这真不算啥,成祖时代的宦官活动范围特别大,而且从事的并不都是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明成祖朱棣开疆拓土的事业中,宦官非常活跃。

明成祖和他爹朱元璋不一样。朱元璋建立的是一个不热衷扩张的国家,明成祖则非常渴望建立赫赫武功。

满朝的文官都不喜欢扩张,明成祖一说要对外怎样,文官们就引经据典,批判他穷兵黩武,认为对外发动战争,只能徒劳无功。对武将,明成祖又不能完全信任,他自己篡位上台的,把那么大兵权交给你,谁知道你会想干什么?

太监不像文官,没有这么多喜欢自作主张的大脑,皇帝要怎样,我们就怎样;太监也显然比武将可靠多了。而且不得不说,永乐时代的宦官,经略边疆时,还真能干。

明成祖时代,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的陆地上,都有开拓或者统治的深化。西北方向,强化对西域的控制,设立哈密卫……这些工作,太监有参与,但不是主角。西南和东北的经营,都可以说,一位大太监做了关键先生。

东南地区,则有大型舰队出海,也就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郑和是太监。

“太监出击”,不是反讽,人家真是在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奋勇出击的。

先说西南。

往西番藏地那一路公干的太监,最有名的一位叫侯显,《明史》称他“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五次出使绝域,功劳业绩可以和郑和比肩。

朱棣长期生活在北京。元朝的上层社会,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北京藏传佛教很兴盛,朱棣很信这一套。他拿阵亡将士的头盖骨做杯子供佛,就是表现之一。

朱棣当了皇帝后,就派侯显到乌思藏去寻访高僧,——当时称西藏拉萨一带为乌思藏,在一般明朝人心目当中,乌思藏大概就是非常遥远的边疆的代名词。《西游记》里,猪八戒入赘高老庄,高老庄就在乌思藏(写作乌斯藏或乌斯庄)。

当时,乌思藏有一位高僧哈立麻,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朱棣听说他经念得好,还会法术,决定把他请来。乌思藏那么远的地方,一般人肯定是不愿意去的。皇帝推崇异域番僧,儒生们肯定也不会开心。所以,这活儿就得派太监去。

侯显往返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终于从雪域高原把哈立麻大师请来了南京。皇帝和活佛虽然本来隔着千山万水,但心灵世界是相通的,一见面聊得特别好。下一年,大师在南京灵谷寺主持普度大斋法会,为已故的大明太祖高皇帝夫妇祈福,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各种祥瑞都出现了。

这表示,朱元璋接受了朱棣的祈福,仿佛也就是在证明,永乐皇帝并非篡位上台,而是洪武皇帝认可的皇位继承人。

明成祖的这个形象工程十分成功,内心大概也真的得到了抚慰。于是哈立麻大师获封“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庆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尊号,简称大宝法王。

注意,这事的起因是明成祖亏心事做多了,需要宗教力量抚慰。但说到历史影响,那可就深远了。

哈立麻是第一位受封的大宝法王,他后来在南京病故,上师转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六世活佛继续来大明朝贡。哈立麻大师还推荐了一批藏区的宗教领袖给明成祖,成祖都给了封赏。

这样,宗教活动强化了明朝与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联系,明朝在乌思藏地区的很多工作,展开的阻力也就变小了。

而溯本追源,这件事里太监侯显都可谓居功至伟。这只是侯显第一次出使,刚提到了,史书上说侯显“五使绝域”。后来,侯显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八刺(今尼泊尔)、榜葛刺(今天的孟加拉)等国都有活动。

侯显的事迹,《明史》上记录得比较清楚,在东北活动的那位太监亦失哈,就比较神秘了。

亦失哈是女真人,朱棣身边有很多女真宦官。你做了宦官,回家乡也很难融入社会,作为大明王朝的代表反而容易获得敬畏。所以,朱棣并不担心自己的女真宦官回东北,就会和老乡、同族一条心,相反非常相信他们的忠诚。

这位亦失哈在东北是九下奴儿干,把大明水师带到了黑龙江的入海口,在元代东征元帅府故地设立奴儿干都司,给大明朝新增的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凭这份功业,亦失哈简直堪称大明朝初年的开疆拓土第一人。

那么,《明史》为什么对亦失哈谈得这么少呢?

道理也很简单,《明史》是清朝修的,大清总体是美化明朝的。但是,涉及自己祖宗不体面的事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承认奴儿干都司对东北的经略很成功,那不就等于承认大明对自己老祖宗的统治很成功?你抢了大明江山,就是臣民造反?所以在大清朝,这些事不能提。

好在,亦失哈在黑龙江下游的永宁寺(这个地方今天已经属于俄罗斯了),立了两块碑,讲述明朝在这一带的功业,这段历史才没有湮灭。

明成祖经略藏区和东北,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今天看来甚至远比当年更有意义,高中历史教科书都特别加以强调。而推动这些事的关键人物,都是太监。







知识点二:七下西洋:万邦来朝的盛世幻影

西风东渐之后,中国人回首自己的历史,对郑和下西洋的关注程度,其实远远超过明朝人,评价也截然不同。

具体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史学家和汉学家,最主要就是争议极大的人物伯希和,先注意到了郑和。在国内,最早称郑和为“大航海家”的是梁启超。后来,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就越来越热,研究著作之多,汗牛充栋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第一,郑和的族属和宗教信仰的问题。

《明史》上写郑和,第一句是“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完全不关心他是哪个族的,信什么宗教。

1912年,在云南昆阳,发现了郑和父亲的墓碑,碑文是郑和请当时的大学士李至刚写的。其中提到,郑和本来姓马,父亲和祖父,名字都叫哈只。

所谓“昆阳马氏,本回教巨族”,所以郑和的家族,应该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所谓“哈只”,其实不是名字,而是曾去天方,也就是阿拉伯朝圣的人,被尊称为哈只。

这条记载其实提供了两点信息:第一,郑和祖上大概确实是穆斯林;第二,郑和本人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环境,李至刚肯定是按照郑和提供的信息写的,他都不知道哈只是什么意思,所以才会以为父亲和祖父都叫哈只。

当然,下西洋之后,沿途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郑和也不会排斥把家族的文化传统再捡回来。

郑和受过菩萨戒,刊印过《佛说摩利支天经》,并请姚广孝撰写题记,姚广孝是和尚,所以你也可以把郑和看作佛教徒。人家夸郑和,则说他“才负经纬,文通孔孟”。郑和和士大夫交往时,肯定是乐于展示我也熟读圣贤书的样子。

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在中国古代,常常都不是什么特别神圣的事。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可能不强调自己是什么族的,至于宗教,更可以N教合一,什么都信一点。

所以,有些人喜欢刻意强调郑和是哪个族的、信什么教,有点无聊的。梁启超称他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这个说法其实就挺好的。

第二,是郑和下西洋的船的大小问题。

《明史·郑和传》里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里,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换算为公制,就是大约150米长,61米宽。一条这样尺度的木船,排水量估计在三万吨左右,大得实在让人吃惊。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信的,可以从三个角度提出质疑:

第一,从木船船体的结构强度来分析,这么大的船经不起任何风浪。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这个长宽比,也完全不合理。

纵观世界造船史,古代木帆船长度大多不超出一百米,排水量不超过四千吨。欧洲十八世纪末才造出了这么大的船。可以说,中国曾经比欧洲领先几百年,但是中国的船也不能不遵守基本的力学规律。

第二,从文献记载的船厂规模,还有考古发现的一些实物看,大明朝也造不了这么大的船。

曾参与郑和宝船修造的一些船厂,比如南京宝船厂、龙江船厂和太仓的刘家河船厂,规模都有限,都造不了这么大的船。

1957年,在南京下关中保村发现了长11.7米的舵干。这么长的舵干,能配多大的舵,又能配多大的船,都是可以估算的。12米的舵干,配十七八丈长的船,不到四十四丈的一半。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献,涉及到船舶大小的时候,数字乱报是有传统的。

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这样的数字,放在世界船舶史里看很震撼,但是和中国的传世文献比,那是根本不值一提。

《晋书》里讲,西晋伐吴前,王濬在益州造大船,长度达到“百二十步”,也就是六十丈,晋朝的丈比明朝短,算下来是170多米,王濬的船还是比郑和的船要大一号。“王濬楼船下益州”,这么大的船不是海船,而是要在长江上航行,甚至还要出三峡,这不是开玩笑吗?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里,讲到西湖上的游船,大的长“五十余丈”,也比郑和的船长一点。这么大的船,吃水该有多深?在西湖上怎么行驶?好在这书又说,五十丈的船上,可以容纳百余名游客,这句倒是破案了。一百五十多米长的船,怎么才容纳百名游客?说明他对五十丈的船有多大,根本没有概念。

类似的例子太多,不再罗列了。

总而言之,《明史·郑和传》就是瞎写了一个数字。上面介绍的这些考证,也都是四五十年前的学者就完成了的。至今还有人在引用《郑和传》里的数字,或者曲里拐弯想证明它合理,挺没必要的。

第三,是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线问题。

这个问题,学者的研究已经很精密,网上也很容易找到《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郑和下西洋,并没有采用什么新的航海技术,也没有开辟新航线。

航海技术,是中国自己的针路导航和阿拉伯的观星术相结合,这个宋元以来已经磨合了几百年了,是很成熟的技术。

航线,一般认为,也都是阿拉伯人跑熟了的。郑和下西洋作为一个国家级形象工程,不容许失败,所以不去尝试新航线,也是很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还说郑和下西洋是空前创举呢?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规模。《郑和传》里说的宝船大小,虽然夸张了,但是即使往低里估算,仍然是当时世界的海上巨无霸的体量。何况这么大的船,竟然有六十二艘之多,再加上中小船只,装载着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率领这样规模的舰队出航,所需要的组织管理能力,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

“一般认为”郑和没有开辟新航线,还是有不同意见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作者加文·孟席斯,是个英国皇家海军退伍军官。他业余时间做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并且在麦哲伦的100年前便已环游地球。

关于这个书,比较严谨的学者,都不同意他的判断。但是想提的一点是:就是假定他说的是事实,那又怎么样呢?

即使郑和到过美洲,显然是也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其实,都不用说美洲了,郑和率领如此庞大的舰队,对他肯定多次抵达的东南亚和南亚,影响又能说有多深远呢?

这就要说到明成祖朱棣让郑和下西洋的动机问题。

明成祖为什么派郑和下西洋?

现代研究者奇奇怪怪的理由找了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朱棣篡位上台,有合法性焦虑。

怎样强化合法性呢?制造一种“万邦来朝”的气氛,就是很重要的办法。

儒家经典一向强调,上古的那些圣王,把天下治理得特别好,遥远的地方,国家也会来朝贡。献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物种,也就是所谓祥瑞。郑和的船队向外国展示富强,其实也是为了让他们来朝贡,献祥瑞。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明代宫廷画家沈度,作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的《瑞应麒麟图》,描绘了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榜葛刺(孟加拉)国进贡麒麟时的场景。

这个麒麟,今天的人一看,谁都知道是长颈鹿。这里有个问题:明朝人当然一般是没见过长颈鹿,但麒麟虽然是想象中的动物,麒麟啥样,图画到处都是,和长颈鹿也不像啊!

其实就是,反正是一种没见过的动物,就说它是麒麟好了。麒麟可是顶级祥瑞,圣人在位,麒麟才会出现。给皇帝献麒麟,皇帝就开心,皇帝开心,就大家都开心。

汉武帝时代,曾经把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说成是麒麟;宋仁宗的时候,又有说犀牛是麒麟的……把长颈鹿加入麒麟名单,不也挺好吗?

就是说,到西洋各国去,动员人家来大明朝贡,制造万邦来朝献祥瑞的气氛,是郑和下西洋的首要目的。

除了希望外国人来,还有一条,不希望中国人出去。郑和下西洋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动员出海了的中国人回来,仍然做大明子民。

明太祖朱元璋时代,是实行海禁政策的,擅自出海就是绞刑。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明成祖让郑和下西洋,就废止海禁政策了。

其实并没有,恰恰相反,明成祖的海禁政策一样严厉。甚至于,郑和下西洋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海禁政策的一部分。

明朝建立以来,一直有大量的人口外流。一方面,是朱元璋的治国之道,让小老百姓并不舒服;另一方面,是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经济发达地区,确实人口饱和了,不想内卷,到海外去找机会,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明成祖对这种情况,是非常不满的,下一段是他的圣旨:

尔本国家良民,或困于衣食,或苦于吏虐,不得已逃聚海岛,劫掠苟活。朕念好生恶死,人之同情,帝皇体天行道,视民如子,当洗涤前过,咸俾自新。故已获者悉宥其罪。就俾赍敕往谕尔等:朕已大赦天下,可即还复本业,安土乐生,共享太平。若执迷不悟,失此事机,后悔无及。(《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六月丁卯)

大意就是说:你们流亡海外,也是不得已,但毕竟是犯罪了。朕爱民如子,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回来吧。如果不回来,那是“执迷不悟”,必将“后悔无及”。除了向民众宣传,明成祖也会直接对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王提要求,让他们把当地的华人,送回大明。

这是明成祖定的基调。郑和的船队出海,当然也要宣传明成祖的意志。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果:郑和的船队,到了很多国家,如果碰到人家国内有动乱,有政治斗争,郑和的态度很克制,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如果面对的是华人海盗,郑和出手就特别重。所以,郑和的船队所到之处,华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常常不是增强,而是削弱的。

梁启超是现代关注郑和的中国的第一人。梁启超提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在欧洲,哥伦布之后有无数哥伦布,达·伽马之后有无数达·伽马;而在中国,郑和之后就没有郑和了呢?

问题很好回答:

哥伦布、达·伽马出海,是要赚钱的;追随他们的水手,也是要赚钱的;投资他们的国王、权贵,一样是要赚钱的。这是一种上下同欲,就是要赚钱,就是在追逐利润,所以就可以构成一种持久的动力。

郑和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中国民间,也有出海赚钱的动力。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呼应这种这种动力,相反在严厉打压。

郑和出海,只能带回祥瑞,带回一些满足皇家奢靡消费的奇珍异宝,但不能带来商业利润。从商业的角度看,完全是赔钱的。

这也是为什么明成祖时代郑和下西洋六次,后来成祖的孙子明宣宗的时候还有一次,再往后就没有了。甚至于,人们一听说皇帝想下西洋就害怕,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烧掉的官员还会得到交口赞誉,原因就在这里。

与其假设郑和是不是到过美洲,不如假设,如果当时大明朝不是扼杀,而是呼应民间的出海冲动,以郑和下西洋时所展示出来的航海能力,给民间的出海开拓提供支持,那将会怎样?

也许人类的历史,真的就有所不同了。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知识点三:迁都北京:一个正确的决定,两个错误的安排

“倒退五六百年前,北京那是一片苦海,苦海幽州城。自打大明天子敕封十王,四子燕王扫北,军师姚广孝建造北京八臂哪吒城。修得是: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这里九门是:前哈齐东安德西平顺,外七门:东便门、西便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安门;皇城四门是天安、地安、东安、西安。”

这段相声贯口当然不尽是事实,而是反映了晚清民国的时候,老北京人对北京建城的一种理解。特别强调北京是朱棣建设的。——这倒是对的。

绿色的线画的是明清北京城,这个规模,确实是朱棣定下来的。

朱元璋时代,南京叫应天府,是国都;北京叫北平府,是边疆重镇。

当时的一般士大夫,更喜欢应天府。从朱棣的个人感情来说,他肯定喜欢自己的老巢北平府,要超过南边的应天府。

但是朱棣并没有一开始就高调宣称自己要迁都,正因为他是篡位,所以他越发要显得自己的一切做法都是在按照父亲朱元璋的意思来。应天府这个首都,是朱元璋定的。

好在,朱元璋对应天府也不是很满意,一直想要在北方寻找第二个都城。当初太子朱标就是去考察西安是否合适做都城,回来就病故了的。这就给了朱棣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不是迁都,而是建设一个陪都,就是二号国都;一个“行在”,就是首都之外,皇帝出行的时候居住的地方。

于是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诏,改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和南京应天府遥相呼应。现在老有人爱说:“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之类的话,实际上,北平这个名字对北京来说,就是意味着失去了都城地位。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开始兴建北京的宫殿。和永乐朝开疆拓土往往由太监担任关键先生一样,新都城的建设,太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是个来自越南的太监。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朱棣留太子在南京监国,自己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的奏章都要送到这里来处理。从此,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也是在永乐七年,朱棣开始在北京给自己建造陵墓,他不打算回南京的心意,已经昭然若揭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建成。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结果倒霉催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定都北京仅仅三个月,紫禁城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就被雷劈了,在熊熊火海中化为灰烬。

但不管怎么说,大明首都,已经是北京了。

我们占着历史的后见之明,很容易判断,北京比南京更适合做全国的首都。

南京作为江南经济发达地区最理想的政治中心,从统筹全国的角度看,位置就实在太偏了。而且,一旦把首都放在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古代的那些朝廷里的当权者,可以目光短浅到惊人的地步。战略要地,说放弃就放弃,或者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也不能用到正确的地方。

把首都放在北京这个农牧交界的地方,那朝廷就必然是要有天下视野的。这个地方和北方的茫茫草原,以及东北的林海雪原,太近了,所以必须时刻紧盯着北方才能确保安全。要养活一个庞大的首都,成本是很高的,离不开南方的经济支持。当然,也就不会忘掉南方。

要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正常运转,在中国古代史的后期,北京确实就是最理想的国都。虽然对于大明朝来说,定都北京昂贵又危险,但是这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明成祖朱棣选择了定都北京,但是他对把北京作为首都的代价和风险是什么,好像认识并不清楚。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他的很多安排,导致北京作为首都的代价和风险,进一步被放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朱棣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考虑过,如何防御来自北方的进攻。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二十一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平。之后明朝和北元之间战争不断,明朝稳占上风。这时蒙古人对明朝并没有太大威胁。

朱元璋去世,建文帝时代,朱棣以“靖难”的名义,争夺皇位。这时朱棣要面对的是来自南方的敌人。为了加强自身势力,朱棣借助了蒙古兀良哈部三卫的力量。这时候,蒙古人不是朱棣的敌人,而是麾下精锐。

作为回报,朱棣就把大宁一带的土地,割让给了兀良哈三卫。而大宁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当年的辽国中京。

北京的北面屏障是燕山山脉,穿越燕山山脉,有四条核心通道,从东向西,分别是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居庸关。其中,经喜峰口和古北口的两条路,会在大宁会合。

也就是说,把大宁给了蒙古人,也就意味着把通过喜峰口和古北口的两条通道,让给蒙古人了。

朱棣当时没有太把这当回事,因为他主要防备的是南方人,说到自己对兀良哈部蒙古人的控制力,他反而是蛮有自信的,那地方给了他们,就是让他们替我守着,真是省心又省钱。

完成了对南方的控制后,朱棣又开始策划北伐。他要打的是蒙古鞑靼部和瓦剌部,兀良哈仍然不是主要讨伐对象,相反是可以征用的力量,所以大宁一带也就没必要收回。

这里就成了后来大明朝北方防线的一个缺口。现在民间往往喜欢说,大明朝“天子守国门”。其实,大宁如果不丢的话,天子好歹是在二门以里;大宁丢了,入侵者就真是踹开大门,就可以直逼北京城了。

这是朱棣好像没想明白定都北京的风险,他还是太雄才大略,只想着自己出击打人,没怎么考虑别人会来打自己。

另外,朱棣也没想明白养活北京城有多贵。

永乐十三年,朱棣把海运停了,以后北京的物资补给,全靠运河。

朱元璋时代,虽然对民间实行海禁,但官方还是充分发挥海运的作用的。当然,那会儿首都在南京,也没有如何养活庞大首都的焦虑。不过大量军队在北方作战,军粮补给,离不开南粮北调。

朱棣常年在北京,北京的物资供给,开始是河运和海运并重的。但永乐十二年,疏通了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会通河段,此后就停了海运,完全依赖运河漕运。

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有一个原因是,相关领域的官员,在给朱棣的汇报里,提供了一些很成问题的数据,结果高估了海运的风险,低估了海运的效率:

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敛买办。其间作弊,受害者不可胜言。造船者惟顾眼前之急,不虑速成不坚之患。计其所费物料、人工,又难细举。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驶,止运得米一千石。若将用过人工、物料估计,价钞可办二百料河船二十只,每只用军二十名,运粮四千石。以此较之,从便则可。如将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四府岁征粮米定拨七十万石赴徐州交纳;徐州并兖州府粮米三十万石赴济宁交纳。差拨近河徐州等卫旗军一万名,各委指挥、千、百户管领。工部拨与二百料浅船五百只,一如卫河事例,将前项仓粮从会通河攒运,供给北京。每三年海运二次。使造船者无逼迫之患,驾船者获坚久之利。以两河并海运计之,三年可得八百余万。十年之间国有足食之备,民无繁扰之忧。

官员也不是故意撒谎,这份汇报反映出的问题,是大明朝的大型海船制造业,已经萎缩了。

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禁止民间制造能够出海的大船开始,到朱棣罢停海运,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就是一代人,造船的工匠,已经出现了断档。

民间不行了,不还有官方造船业吗?当时不是还在郑和下西洋,造大海船的能力那是杠杠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时候仅剩的还有能力制造大船的工匠,精力都投入到下西洋这件高投入,但是极少经济回报的事业当中去了。因为下西洋是朱棣高度重视的形象工程,所以绝不能出岔子。用于海运的船,反而是例行公事,可以马虎一点。所以,就出现了这份汇报中说的,“造船者惟顾眼前之急,不虑速成不坚之患。”造出来的大船质量差,出事风险高。

而河运的成本,这份汇报大大低估了。

当时,会通河刚刚疏通,效率比较高,但是运河是需要不断巨额投入加以维护的,当时黄河水哗哗哗把泥沙注入大运河,通航状况很快就会越来越差。那时候,就会显得河运比海运昂贵太多了。

这个道理不复杂,又有了此前元朝海运的经验,这个道理,当时大明朝应该是有人知道的。但问题是,这些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判断提交给朱棣。朱棣则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他一声令下,从此停止了海运,南方的粮食全部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

这个决定非常致命。因为一旦围绕河运的官僚系统和社会组织运转起来了,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说海运保留,那么也会有一个代表海运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抗利益集团,将来调整政策的可能比较大。海运彻底废了,没有海运利益集团了。以后就是有人意识到问题,也没法改了。

就在朱棣定都北京的这一年,大明帝国的南端,海南岛的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出生了一个婴儿,叫丘濬。这个人未来会做到内阁大学士,是明朝历史上海南出过的最大的官。

丘濬对海运的优势,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对海运应该如何运作,也有非常符合经济规律的规划。

比如,能装一千石粮食的大船,不要装满,装80%;余下来20%,让商人装“私货”。然后朝廷向私货收税,收入就用于船舶的维修,这样海运的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

而且,大量的私货进了北京,北京的市场也可以更繁荣。并且,由于海运便宜,甚至珠三角的粮食也可以运到北京来,江浙地区的负担,还能减轻。

所以说,大明朝不是没有明白人。但是有用吗?哪怕丘濬已经做到了大学士,河运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他们只会强调海运的风险,强调河运的可靠。在他们的利益面前,任何其他方案都一钱不值。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朱棣却做了两个错误的安排,一个是放弃大宁,给新首都的北面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一个是放弃海运选择河运,给新首都选择了一条脆弱的补给线。

当然,还是要说,朱棣并不是蠢人,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聪明。只能说,身在历史的局中,要做出正确的决策,是多么地难啊。

最后编辑于 :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或内容合作请联系作者
【社区内容提示】社区部分内容疑似由AI辅助生成,浏览时请结合常识与多方信息审慎甄别。
平台声明:文章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由作者上传并发布,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简书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友情链接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