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多，没有阳光照耀的天空依旧敞亮着，像是一个人，脸上不喝酒，但喝了能看得出脸上写着酒意一样。这个时候我回到程家墩，车子钻进村庄那一刻，我思来想去都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路上没看到一个人，拐弯时见到母亲家的大门开着的，门前扫得干干净净，一场刚停歇的小雨让水泥地坪发出幽幽的光。那片幽光里，有一树枇杷果似撒了一把碎金闪闪烁烁。我没停下脚步欣赏，直奔锅屋门而去。

母亲正在洗脸，灰白色的洗脸盆摆在小饭桌的中间，手巾从额头往下擦，刚露出双眼就见到了我，满头的银发抖了两下，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喊了两声我的名字，问我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得到确认是我，手中的毛巾才从脸上滑下，在清凌凌的水里搓搓，像是搓洗完心头上的疑惑。

其实不仅是母亲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时候回去的。九号上午接到一个明知陌生但却又是不能不接的电话，那上面显示是来自铜陵的。电话那头的人告知，我的一个亲戚的老娘走了。在老家这种电话叫把信，且这个信老了的人子女不好把。告知母亲，她显得诧异，手一抖差点将桌子上的脸盆碰翻了。

谈了一阵子，母亲问我哪天回上海，她叫我带两只仔公鸡走。我说好啊，刚刚看到枇杷都黄了，走的那天过来摘一些带走。母亲笑了，说多摘点，可甜啦啦，一点也不酸。我答应了。

昨天很忙，早上三点多起床，去乡下，赶铜陵，吃过晚饭已是九点多。两夜没睡好觉，匆匆住到街上的房子里。今天睡了个自然醒，心里惦记着枇杷果，八点多赶到程家墩。

路上看到红旗的工地上两只塔吊正忙碌着，河道大概修好了，主体建筑的框架已完工，透过绿色安全网的空隙，能看到有人在砌隔墙。闸边江堤斜坡上，几个人在铺水泥装饰地砖；江堤脚下，村庄与村庄相连的是田野，有台收割机在吼叫，替代着人工揉菜籽，而一旁的麦子也在渐渐泛黄，似乎能看到饱满的麦粒正憋着劲，想挣脱麦芒的束缚。

颠簸着进村，迎面碰到了一辆货车，我以为是给江洲拉黄沙的，他家在造房子。我赶紧倒到一条小支路上，让货车通过。车子到我对面时停了下来，驾驶员探出头，好心地提醒我，前面路堵了，过不去。

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家在后面。几百公里都过来了，几百米路拦不住我的双腿。

我嘴上没说，心里暗自发笑，这个时候又不是节假日，一辆车没看到，怎么会有这个堵字。但很快我就发现他说的没错，堵在路上的是一车车泥土。四爹爹家也在造房子，基脚没用混凝土，没用石头，只是用砖头平地起来砌了两匹五零，两匹三七，两三匹二四墙而已，拖来的泥土是基础回填用的。我将车子开到拐向江洲家的路上，下来见四爹爹从树荫下站起身，瘦弱的身子像个稻草人。他扯着大嗓门让我还要往前开，货车拐弯倒土不方便。我只得上车又向前开了一截路。

递上一支烟，问他怎么又造房子了？他说两个孩子只一栋房，真要拆迁小的不是什么也没有，到时候儿子不吱声，还不被儿媳妇骂死，睡到棺材里也睡不太平。我说你腰里还是有硬货，真的什么也没有，她也不会怪你。

四爹爹曾经也算个名人，在生产队时期就仼区政府的企业砖瓦厂的厂长，红了十几年，后来被江南和山里的轮窑厂挤垮了，厂垮了，那方田地还在，养鸡养猪种庄稼，家底还算厚实。说是程家墩人，住的还在烧窑那个地方。

走到母亲家，她正在锅屋门口摘蚕豆，好的差的分在装进马甲袋和篮子里。见到我走过来，她问我怎么不开车。我说车子在老菜地那边，四爹爹家装土填屋基，开不过来。母亲说鸡杀好了，放在冰箱里，这点蚕豆也带过去。我说蚕豆有，家里种了。母亲说，有就不要摘，先吃带过去的。我说，那好吧，找个袋子给我，去摘点枇杷。母亲说昨天我摘了，十几斤哩，在冰箱边上放着，我怕拽破了皮，都是用剪子剪下来的。

我的心一颤，枇杷树不高，最下面的枝条也高过我的车顶，且熟透了的枇杷都有一人搭一手。母亲走路都一颠一颠的，十几斤的枇杷果，一颗一颗剪下这剪的不是枇杷，是耐心，也是爱。我走进锅屋，一眼就扫到了装在马甲袋里的枇杷，一颗颗淡淡的黄，点点的黑。

回来时又碰到四爹爹，他大声问我，二毛子，你娘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我也大声说，有仔公鸡，蚕豆。但我没提枇杷，怕他说，枇杷有什么好吃的，那东西酸。

林建明，笔名，愚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铜陵市作家协会会员。在《长白山日报》《铜陵日报》《池州日报》《德州晚报》及《西部散文选刊》《今古传奇》《长白山文艺》《上海散文》《枞阳杂志》及省内外多家微信平台发表文章三百余篇。著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