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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位于洪泽湖北岸的村子周围，一条黄码河连接波光粼粼的湖泊，村子周围有许多天然的水塘。它们似一面面镜子镶嵌在村子的四周，倒映着蓝天白云、茅屋草舍，偶有青砖红瓦，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村民。水塘的岸边种植柳树、桑树后来种植杨树，塘里有苇有荷有菱角，不少的塘里放养有草鱼、鲫鱼，还有泥鳅。我从小就与水塘、鱼类，草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的许多想法都是从这里汲取和培植而来。
我出生时，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六十五年；第一颗原子弹在前一年十月十六日爆炸，在中国的土地上持续了多年的战争已经平息了十五年。村里送给我童年的礼物，除了社会的安定之外，还有贫穷和欢乐。我后来的世界里总有家乡的一小片土地。
我很小就学会了割草、拾柴和放羊。这些活儿给幼小的我带来过苦累，也带来过很多的乐趣，是我成长的乳汁。田野里有很多劳作的人，他们对泥土充满了感情，常常浑身沾满土末。我对田野、对水塘、对树木、对大自然的深爱之情就是从那时建立的。
我八岁开始进乡村小学读书，比当时好多小孩入学晚了一些。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叫启明小学，校舍是原来地主崔大胖家的学堂，东南角是一个很大的水塘，连着黄码河直通洪泽湖，湖水清澈，何莲漂荡，波光浅唱伴着我和同学们整日的读书声。
那时疟疾还在乡间肆行，有一次我正在“打摆子”，盖几床被子睡在阳光下的小床上还依然抖个不停。正在此时，村里的赤脚医生，送来了奎宁丸，吃了一颗立即好了，像灵丹妙药。母亲让我在家休息，我还是坚持去上学。第二天，又吃了一颗，巩固一下，就彻底好了。
父亲当年被错划为坏分子，发配在此劳动改造。善良的家乡人友好的接纳了他，并在此开枝散叶，有了我们姊妹五人。当时家家比较贫穷，我家也不例外。家境的窘迫没有改变父母让我们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多么困难，都让我们读书。
我的语文和算术成绩一直不错，这得益于我家旁的表哥表姐和我的姐姐，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他们的影响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的一些作业本都是学校奖励的，这些小小的奖励不仅多少减去了家庭的一点支出，更主要的是给了我能学习好的自信和勇气。在那单调的时光里，我读了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是在当时唯一可以找到的小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管今天怎么评价，但在当时它确实深深地吸引了我。母亲把姐姐和我获得的那些奖状贴在我家两间茅草房的土墙上，一直到我们家离开启明，已经没有办法从土墙上取下来。
我是一个胆大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的这一脾性。我喜欢看打架的场面，一旦看见有人捋袖要打架，我总是积极靠近，试图调解。有一次，我和同学两个人在黄圩电影院看过电影，与街上五个小孩打架一点也不吃亏，他们让我们等着，去喊大孩子，我们怎么会这么笨，等着挨打，立即跑回启明。一边跑还不忘欣赏路边的美：月亮藏了起来，光照朦胧。这段光荣的历史，父母始终都不知道。有时因为做什么游戏惹怒了别的同学，每当他们开口辱骂或是伸拳要打时，我总是勇往直前，直到他们退却，后来知道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可能是源于我的内心很强大，我考试比你强，我打架也比你强。
我小时候的肤色比较黑，即使今天也不白。母亲说我是在水塘里洗了澡再经阳光一晒，浑身黑亮，黑黑健康。我小时候很能吃，中午吃了三块山芋渣饼，下塘洗了澡上来还能再吃两块，似乎是饿死鬼转世。豆腐、千张、小鱼锅贴这些美食一直诱惑着我，直到现在还喜欢这些美食。那时我常心存愿望：如果我日后考上学校跳了农门，一定要好好吃几顿白馍、大米饭！舅爹（外公）在我出世前就去世了，舅奶（就外婆）每年都给我五毛钱压岁钱，她的面相我已记不清楚，但她给我做好吃的东西的事儿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记得舅奶奶总是把小舅从部队寄的饼干桃酥收好等着我去时拿出来给我吃。饼干桃酥已经永久地住在了我的脑子中。
因为我是长子，父母对我很是溺爱，打我的次数不多，但也有过。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一次我爬上家中的一棵桑树摘桑葚，母亲害怕我摔下来，让我下来，我拒绝了，母亲说让我尝尝辣手的滋味，我说什么是辣手，我不知道。母亲用手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边打边说，你知道辣手的滋味了吧。
我十四岁那年结束了初小的学习，并以学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新袁中学。中学在离家十里的新袁镇上，一条黄码河连接我家与中学。
我是在天高气爽的秋天的一个上午，背着一个用黄布缝成的书包和一个姐姐用过的吕制饭盒，还有一小袋米去新袁中学报名的。从此，我的又一段生活开始了。
在新袁中学的三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有两位，一位叫石秀茹，一位叫陈林老师。石老师是我初三数学老师，身材娇小，丈夫高正雄高大威猛，是最萌夫妻差的组合，是校园一景。陈老师是我高二语文老师，鼓励说我的作文写得好，在一次作文评讲的时候，作为范文对班里的同学们念了我写的作文。这个小小的表扬，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刺激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我除了完成规定的语文作业以外，还抽空写一些作文，这些作文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它们大概是我最早的散文写作练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读课外书，《高玉宝》这本自传体小说曾让我着迷了好长一段日子。
进入新袁中学之后我开始住校。母亲给我缝了一床大被子，还在街上买了一张稻草编织的席子用，我就这样睡进了那个容纳十几位男生的大教室课桌拼成的床。冬天移到西南的集体宿舍，宿舍外面放一个大木尿桶，半夜常被哗哗的撒尿声惊醒，所幸我们那时正是贪睡的年纪，这响声并不妨碍我们很快又进入梦乡。
住校后的吃饭是很大一笔支出，早晚从书包里拿出家里带来的干饼对点白开水，中午用饭盒放米和水，交4分钱蒸饭费，每个班级有一大桶免费汤，上面飘一层浮油，有几个男同学总是先抢舀汤，等我盛汤时，油腥都没有了，好在还有咸味。我在这里长出了人的第一绺根须，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
我们这所中学里有一个藏书万册的图书室，还有个不错的阅报栏。这两处地方加浓了我对写作和新闻的兴趣。我最爱读的是文汇报“笔汇”副刊。我从图书室里借来过《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小说，这些小说把我领进了一个个新奇的世界。我对作家的敬佩就是在这时候生出的。我当时就明白，这辈子要想不当农民，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段小镇上的求学生活和对文学的最初向往，为我今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最早的基石。
家乡的水塘、学校、乡党，都鲜活在我的记忆中。当我沉浸在家乡的往事里，当我试图以此来维持一份精神生活的同时，我往往苦于与新生的生活反差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