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为什么来北京？”我好奇地问身边的大姐。

现在是二月份，春风未及，天气依旧冷冽。大姐穿着陪伴她整个冬天的保暖内衣，外面套着厂家发的红色棉坎肩儿软塌塌地贴在身上，兜口处有一片马克笔留下的黑色污渍。她两只细长的胳膊上带着宽大的套袖，鼓鼓的，显得整个人更加消瘦。她那暗黄的脸有一排凸出来的上门牙，不说话的时候总是无意识的使合不拢的嘴一下一下抿在一起。

“因为不想种地，一想到干农活就头痛”她边回答边轻轻摇了一下头。

我看着这个被生活的琐碎烦透心的中年女人，试图摆脱命运的苦闷，转身投入到北漂的队伍中。

“我家那位有一年收玉米的时候被收割机切掉了好几根手指，手术费花了6万多也没能把断掉的手指接上，机器太脏了，根本没法接，从那以后家里的农活就是我一个人干。他伤口好了以后就托了个熟人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像他那样断手指，谁会要他，只能托熟人……”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好像在讲别人家的事情。

大姐每天六点钟从逼仄潮湿的出租房出发，乘坐公交车一个半小时左右，期间转车两次到达工作的超市，开始卸货、摆货、报销量。这些工作完成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业务时间：站在自家的货摊旁边等待有意向购买的顾客，介绍产品。

由于她所工作的超市是进口型超市，东西比一般超市总要贵上一些，加上地理位置偏僻，所以平日没有什么人影。周末是最热闹的，各家招来的临时促销人员挤满了货物之间的过道，此起彼伏吆喝着期盼吸引哪些零星的顾客侧目注视。也许是平日里冷清的超市已经磨灭了大姐的热情就算是这昙花一现的场面也无法激起她内心一丝波澜，又或许是因为一次次带着期盼向顾客仔细介绍产品后，换来的只是对方背着手围着货摊转上一圈后便离开的结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多了，大姐便闭上了嘴。即使有顾客站在货摊前仔细端详着产品，她也只是憋一眼便扭过头去。我有幸遇到她心情好时迎着笑脸向顾客介绍产品，看得出来，她眼神里满是期待，但说出来的话却很笨拙。

“这里面有防腐剂吗？”顾客低着头边看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边问。

“…….有…吧，但是这种东西谁家的都会有。”她说不出巧语，更打不了太极。不忍欺骗，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谋出一条出路。

她懒于向顾客多费口舌，每天的大片空白的时间都是和同事聊天来填补，她们站在两个货摊之间倚着各自的货物，双手交叉在胸前。

“你今天卖的怎么样？”

”哎，没卖多少，没人啊。“

这是每天的开场白，也是下班前的结束语，像一个仪式一样雷打不动地出现在闲话的开头和结尾。由于各自生活稀薄，超市里哪些零散的顾客便成为她们的谈资。她们羡慕顾客的苗条身材以及身上的时尚服装，望着哪些纤细高挑的背影总会忍不住赞叹，真瘦！穿什么都好看！当然她们也常常有看不惯的时候，你看那个女的，这么冷的天居然穿裙子，也不嫌冷。哎呦呦，你看这些年轻人纹的身......

她们目送这些“奇怪”的人从面前经过，探出头来再送一送，便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大姐是个乐观的人，这体现在提起她儿子的时候，一位上高二的男孩，成绩有着男孩子特有的偏科特征，理综成绩很好，英语和语文却差的一踏糊涂，说起儿子的分数，大姐满脸笑意。

“像我这么笨没上过学，儿子能考这个分数已经很不错了，要是再努力一点能考500多分就更好了”她不懂孩子的偏科的严重性，也不关心历年高考的分数线，500分只是她心里的一杆秤用来判定儿子是否能考上本二院校。

我对她说，您儿子需要往语文和英语方面多下功夫，这两科分数上来了高考考500分没问题，很有希望。她听了我的话笑的更开了，凸出的牙齿全部露了出来。

大姐六点半下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她要坐两个小时左右的公交车，转车两次回到逼仄潮湿的出租屋，几十平米的房间内刚好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吃饭的桌子，家具及其简单，窗户是朝楼道开的，白天的光线只能靠楼道里那几展昏暗的灯光补充。大姐在满是杂物的楼道里打开公用炉灶弯着腰开始忙碌晚饭，做好了就闷着锅等待从工地下班回来的丈夫，他们的晚饭总是伴随着对面邻居的吵架声音，隔壁邻居家啤酒的气味。晚上睡觉会突然被不知道谁家摔东西的声音惊醒，猛地坐起来，定定神，又躺下去继续睡觉。这里的一切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算不上是苦难，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第二天她依旧笑着跟同事扯着闲话，鱼尾纹下面，是掩着凸牙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