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先生是清末民初以外国文学名满海内外的大学者，在当时又以怪诞见称。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

        一、打扮之奇

        说起辜鸿铭，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这在北京，称得上出土文物式的一景。辜鸿铭先生很小就到英国读书，他在北大讲授的是英国文学，这样一位留洋归国的文学硕士，却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编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颇是一景。辜鸿铭的辫子，并不是仅仅为了复古而留。早在英国留学时，他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满清人硬栽上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原因很可能是“立异以为高”。当然，也符合他复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二、规矩之奇

        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

        从辜老先生的约法三章之中可以看出他教育学生从礼仪、态度、学问三方面严格要求，可见治学之严谨。

        三、教学之奇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先生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数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他还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可见辜先生对中华经典文化的喜爱以及对祖国深沉的爱。在辜先生的班上，背英文诗篇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学生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道，宇面洪荒”成英文，对学生来说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学生翻译出来的英文诗牵强附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西方文学不能比拟的。这种教学无形中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四、观点之奇

        辜鸿铭这样一个天才的文学家，竟然公开主张多妻主义，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这个诡辩后来被陆小曼告诫徐志摩说：“志摩！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可见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辜先生的观点。

        四、言行之奇

        辜先生生在动荡不定的旧社会，常常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有些恃才傲物，言行大胆激烈。辜鸿铭曾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曾有一次，一个外国顾问向辜先生问一个英文用法，他默然不语，走到书架拿下了一本又厚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丢说：“自己查去。”可以看出辜先生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他曾写过《没有文化的美国》，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令人拍案叫绝。

        辜鸿铭虽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读后确实让人感到他的怪诞名不虚传。